会面的地点在城外一处私宅，是张松自家的别业，三进院落，青砖灰瓦，门前种着两棵槐树，枝叶茂密。法正到的时候是傍晚，暮色从竹林的缝隙里透过来，灰蒙蒙的。他下了马，把缰绳系在门前的石桩上，推开虚掩的木门，穿过前院，走进正堂。张松已经在了，坐在案边，面前放着一壶酒，两只杯。他看见法正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孝直，坐。”
法正在他对面坐下来。张松倒了两杯酒，一杯推给法正，一杯自己端起来，一饮而尽。法正没有喝，把酒杯放在案上，从怀里掏出一摞纸，摊开，一张一张地铺在案面上。纸是粗麻纸，折成四折，边角有些毛了，但字迹工整，一笔一划，是成英公的笔迹。
“永年，你看看这些。”
张松放下酒杯，低头看着那些纸。第一张是田税账册的抄本，上面列着某县某年的田税收入、支出、结余，每一笔都有日期、经手人、复核人。下面标注着“军粮单独记账，不占民赋”。他看着那行字，手指停了一下。
他做了多年的益州别驾，帮刘璋管赋税、修编簿籍，深知益州衙门的每一本征税底册都有隐占和加征。豪强隐匿人口，官府加征赋税，百姓苦不堪言。他看过无数账册，但没有一本是这样的——田税和军粮分开记账，灾荒储备不占用赋额，每一笔赋税的豁免都有明确的灾年减免条款与核查记录。他看着那些数字，那些条款，那些签章，沉默了很久。
“孝直，这是哪里的账册？”
法正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凉州。古安黎的治政府编的。这本是成英公让我带来的，给你看看。不是要你做什么，就是给你看看。看了，你就知道凉州是什么样了。”
张松低下头，继续翻。第二张是编户录的摘要，某县某屯的户数、人口、耕地、赋税，每户都有编号，每个编号后面都跟着一串数字。他看到了“新垦田，免赋一年”，“坡地，赋税减半”，“军功分折赋税一成”。他看着那些备注，想起了益州的编户录。益州也有编户录，但那是为了收税，不是为了惠民。谁家有多少地，该交多少粮，都是官老爷说了算。百姓不敢问，问了也没用。
他翻到第三张，是灾年减免的条款。旱灾减几成，水灾减几成，蝗灾减几成。减了之后，怎么核查，怎么公示，怎么监督。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他看完了，把那些纸摞在一起，放在案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刘璋。刘璋也管赋税，也修簿籍，但管的不是百姓的赋税，是他自己的赋税。他要养兵，要修城，要造宫室。钱不够，就加征。加征不够，就借。借了还不上，就再加征。百姓苦，他不苦。他在成都的宫殿里，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他不知道百姓苦，也不想知道了。
“孝直，你说，凉州的田制，是谁定的？”
法正看着他。“古安黎定的。但不止他一个人。成英公做的细则，吴硕做的账册，沐先生做的医教，贾先生做的军谋。每个人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合在一起，就成了制度。”
张松睁开眼睛，看着案上那些纸。那些数字，那些条款，那些签章，在他眼前晃。他想起益州的账册，那些隐占，那些加征，那些糊弄。他做了多年的别驾，改不了。不是他不想改，是改不动。豪强不让他改，刘璋不让他改，整个益州的官场都不让他改。他一个人，改不了。
“孝直，你说，凉州的制度，能在益州用吗？”
法正看着他。“能。但要换人。换掉刘璋，换掉那些豪强，换掉那些不做事的人。换了，就能用。不换，就不能用。”
张松沉默了很久。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案上。“益州若能有此制，何惧张鲁。”他的声音有些涩，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法正没有接话，只是看着他。张松低下头，看着那些纸，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法正。
“孝直，你回去告诉古安黎——凉州的制度，我看了。好。益州需要这样的制度。但不是现在。现在刘璋还在，豪强还在，益州还不是凉州。要等。等刘璋死了，等豪强垮了，等益州乱了。乱了，就能重新立规矩。立规矩的人，不是刘璋，不是他的儿子，是能做事的人。古安黎是能做事的人，你不是，我不是。但我们可以帮他。帮他铺路，帮他搭桥，帮他找人。”
法正看着他。“永年，你说帮他铺路，怎么铺？”
张松想了想，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铺在案上。纸上画着益州的地形图，标注了成都、江州、白水关、剑阁等要地的驻军和粮草储备。他指着那几个点，一一道来。
“这是白水关，守将是杨怀，刘璋的嫡系。兵三千，粮够吃半年。关墙厚，易守难攻。正面打，打不下来。但可以从背后绕。背后来，就要走阴平道。阴平道在凉州境内，你们走熟了。走阴平道，绕到白水关背后，切断他的退路，断了他的粮道。他慌了，就会退。退了，你们就能过关。”
法正低头看着那张图，看着张松的手指在图上移动。他的手指很稳，每一条路都指得很准，每一个数字都说得清楚。
“这是江州，守将是孟达。兵五千，船二百艘。江州是白水关的后方，控制了江州，就等于控制了白水关的后路。孟达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他会帮我们。不是现在，是将来。将来凉州南下益州，他会打开城门。”
法正抬起头，看着张松。“永年，你把益州的兵力部署告诉我，不怕我告诉刘璋？”
张松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孝直，你不会。因为你知道，刘璋不值得你告诉。他守不住益州，早晚要亡。亡了，益州就是别人的。与其让别人拿去，不如让凉州拿去。凉州有制度，有民心，有能做事的人。益州到了凉州手里，百姓就能活好。活好了，就够了。”
法正没有说话。他把那张图折好，塞进袖子里。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干，放下杯，站起来。
“永年，我该走了。”
张松也站起来，朝法正拱了拱手。“孝直，保重。下次来，走正门。不用躲躲藏藏。”
法正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正堂。他的步子不快，但很稳。张松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中。风吹过来，吹动了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案前，坐下来，看着那些摊开的账册。那些数字，那些条款，那些签章，在他眼前晃。他看了一会儿，把那些纸摞在一起，折好，塞进袖子里。他站起来，吹灭了灯，走出了别业。月光照在青石板路上，白花花的。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他在想，益州什么时候才能有凉州那样的制度。刘璋活着，不会有。刘璋死了，不一定有。要有，就要有人来做。做的人，不是他，是古安黎。他只能帮古安黎铺路。路铺好了，古安黎就能来。来了，就能做事。做了，益州就能变。变了，百姓就能活好。
他走回住处，推开门，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胸口。他闭上眼睛，想起了凉州。那个地方，他没有去过。但从那些账册里，从那些数字里，从那些条款里，他能看出来——那个地方有人管，管得好。管得好，百姓就能活好。活好了，就够了。
远处，法正骑着马，走在回凉州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