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初七，开封，东配殿。
三衙分权的方案公布后，朝廷表面的反应是平静的——范质和王溥在朝会上公开表示支持，魏仁浦以枢密使的身份确认了方案的可行性，曹彬以禁军将领的身份表态拥护。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一股暗流正在禁军的中低层军官中涌动。
三月初六，魏仁浦在处理日常公文时，注意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书——一封由数十名禁军中低级军官联名签署的上书。上书的措辞非常客气，开头先是对三衙分权方案表达了"理解和支持"，但在中间段落中话锋一转，以"我朝禁军自建立以来一直以殿前司为核心，骤然分权可能导致指挥体系紊乱、边防调度效率下降"为由，建议暂缓实施三衙分权方案，改为"先试行局部调整，待观察效果后再全面推行"。
魏仁浦读完那份联名上书后，没有做任何批示。他不动声色地将那份文书收入了案头的文卷中，然后亲自带着它去了东配殿。柴宗训读完那份联名上书后，也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他的目光落在末尾那数十个签名上——那些签名按照军中的等级排列，最上面的是几名中级将领，下面是几十名低级军官的签名。签名整整齐齐，排列有序，不像是临时凑集的，更像是有人在背后组织过的。
他放下那份上书，对魏仁浦说了两个字："查。查清楚这份上书是谁组织的，谁起草的，谁在中间串联的。不要打草惊蛇，不要惊动签名的人——只查组织者的身份。"魏仁浦领命退出了东配殿。他在跨出殿门时，心中已经大致锁定了几个可能的组织者的身份。那些签名排列的整齐程度，说明组织者至少是一个熟悉军队文书格式的人——很可能是某个中级将领的幕僚，或者是某个在军中担任文书的书吏。
三月初八，夜。皇城司的密报送到了柴宗训的书案上。
密报的内容很详细。调查结果表明，那份联名上书的真正组织者是一名姓刘的禁军中级将领。此人在禁军中任职已有十余年，是赵匡胤旧部的远支关系——他与赵匡胤之间没有直接的往来记录，但他的老上级恰好是石守信的一个旧部。他组织这份联名上书的动机，不是出于对赵匡胤的忠诚，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三衙分权之后，他所在的位置可能会被裁撤或合并，他的职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柴宗训读完密报，没有愤怒，没有下令逮捕那名组织者。他只是在密报的边缘写了一行批注："调离京城，外放任地方防御副使。不追究签名者。不扩大事态。"
他的处理方式极其克制——只处理组织者，不追究签名者，不扩大事态。因为他知道，这份联名上书的背后，不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对抗，而是几十名普通军官对自己饭碗的担忧。对这种担忧，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打压，而是让他们看到——三衙分权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和安全。
三月初九，那名姓刘的禁军中级将领接到了调令。调令的内容很简短——免去其禁军现任职务，调任淮南某州防御副使。品级不变，待遇不变，只是从京城调到了地方。那名将领接到调令后，没有申诉，没有抗议。他默默收拾了行装，在一个清晨离开了开封。他在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军营的大门——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而是因为在这座帝国中，任何试图阻挡制度变革的人，无论动机如何，都会被变革的车轮碾过。
同日，东配殿。柴宗训在处理完那份联名上书事件后，将魏仁浦呈送的那份三衙分权方案从案头取出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在某些关键条款上停了一下——那些条款涉及禁军各级将领的任期和轮换周期。他在那些条款上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他知道，只要这套制度能够顺利推行，未来的禁军将领中，再也没有人能够像赵匡胤一样在军中经营出足以威胁皇权的势力网络。因为每一名将领在一处任期满了之后就会被轮换到另一个地方去，等他熟悉了新的环境，他的任期又快到了。这种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没给任何人留下"经营势力"的空间。他合上方案文本，放在案头，没有再翻开。但他知道，这份方案将成为后周帝国军事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影响力将持续到这座帝国消亡之后的很多年。
那名被调往淮南的禁军将领在离开开封前，曾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驻马停留了片刻。他回头望了一眼开封城的轮廓——那座他生活了多年、以为会一直生活下去的城市，正在被晨雾逐渐吞没。他在心中默默回忆了一下自己在禁军中度过的那些年——训练、站岗、出征、喝酒、与同僚们在军营外的空地上摔跤比试。那些记忆像一幅褪色的画，正在随着晨雾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收回目光，策马转过身，沿着官道继续向南走去。他的背影在晨雾中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了官道的拐弯处。他没有再回头。在前往淮南的路上，他经过一处驿站时遇到了一队同样被外调的禁军军官。那些人来自不同的营地，互不相识，但在交换了彼此的目的地后，都沉默了片刻。然后其中一个人打破了沉默，说了一句所有人都赞同的话："至少咱们还能活着离开开封。"没有人反驳这句话。因为他们都知道——在权力更迭的时期，能活着离开京城，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那名被调往淮南的禁军将领在离开开封前，曾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驻马停留了片刻。他回头望了一眼开封城的轮廓——那座他生活了多年、以为会一直生活下去的城市，正在被晨雾逐渐吞没。他在心中默默回忆了一下自己在禁军中度过的那些年——训练、站岗、出征、喝酒、与同僚们在军营外的空地上摔跤比试。那些记忆像一幅褪色的画，正在随着晨雾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收回目光，策马转过身，沿着官道继续向南走去。他的背影在晨雾中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了官道的拐弯处。他没有再回头。在前往淮南的路上，他经过一处驿站时遇到了一队同样被外调的禁军军官。那些人来自不同的营地，互不相识，但在交换了彼此的目的地后，都沉默了片刻。然后其中一个人打破了沉默，说了一句所有人都赞同的话："至少咱们还能活着离开开封。"没有人反驳这句话。因为他们都知道——在权力更迭的时期，能活着离开京城，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三衙分权的消息传到河北边境时，正在边境上巡视防务的李继隆在马上听完信使的汇报后，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太子这一手，比打一场大胜仗还管用。"他的副将不太理解，问他为什么。李继隆解释道："打一场胜仗，只能管住边境几个月。但三衙分权这套制度一立，以后不管谁当禁军统帅，都调动不了全天下的兵马。这才是真正管用几十年的事。你在边境上打十年仗，都不如太子在东配殿中写的这道方案值钱。"副将品味完那番话后，策马跟了上去，在心中对那位远在开封的六岁太子多了一分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敬意——不是因为太子的战功，而是因为太子在打完胜仗之后，立刻就开始着手解决导致赵匡胤坐大的制度漏洞。这种从"治标"到"治本"的眼光，在当世武将中，他找不到第二个人。
那名被调往淮南的禁军将领在驿站中遇到那队同样被外调的军官时，五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糙米饭配咸菜和一碗热汤。席间没有人谈论政治，没有人谈论三衙分权，没有人谈论赵匡胤。他们谈论的是各自家乡的风景和吃食——有人说起淮南的鱼很鲜，有人说起河北的枣很甜，有人说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道老家那棵老槐树还在不在。那些话语在昏暗的油灯下显得格外柔软。散席后，那人在驿站外的空地上站了一会儿，抬头望着头顶的星空。星星很多，他认不出几个星座，但他知道那些星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亮着，与他在开封军营中看到的那些星星是同一片夜空。他呼出一口白气，转身走回了驿站中。第二天清晨，他继续上路了，没有回头。在他身后，那三名军官也各自上了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们今生也不会再见面了。但那顿在驿站中的晚饭，他们在多年后各自回想起来时，仍然记得那碗热汤的味道。
柴宗训在批复完那份关于那名被调往淮南的禁军将领的报告后，将笔搁下。他的目光在报告末尾的那行字——"已于三月初九抵达淮南任所"——上停了一下，然后他将报告放入了"已处理"文卷中。这些被调离的将领中大多数人在新的岗位上将度过他们余下的军旅生涯，不会再有机会回到开封的权力中心。但他们会活着。在东配殿的设计中，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不需要更多的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杀死一个人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让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继续活着，让他们在自己的余生中亲眼看到——他们曾经反对的东西，正在让这座帝国变得更好。而那些活着的人，本身就是东配殿处理方式的活广告。
他在心中默念了一句——从今天起，那些曾经让这座帝国动荡不安的武将专权问题，将在这一道又一道看似平常的调令中，被一个六岁孩子用笔尖轻轻地抹去。那些被调离京城的人会在新的岗位上活下去，而东配殿的方**也会随着他们的去向传播到帝国的四面八方。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