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场出来，沈清漪没有直接回住处。
地铁坐了三站，她下了车，从B口走出去，沿着那条种满榕树的街走了不到两百米，拐进一条巷子，在一家面馆门口停下来。店面不大，门口支着两张折叠桌，一个穿围裙的阿姨正蹲在地上拆纸箱。沈清漪掀开塑料门帘走进去，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
她点了一碗雪菜肉丝面，加了个荷包蛋。
等面的工夫，她把手机扣在桌上，看着对面墙上贴的菜单。红底白字的塑料牌，有些字已经被油烟熏得有点模糊了，“大排面”的“排”字少了一横，“素鸡”两个字歪歪扭扭地贴在一角。这店她以前常来，刚搬到现在住的地方那阵子，几乎每周都要吃一回。后来换了工作，通勤路线变了，就没怎么来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了商场就想起这里，像是身体自己做的决定。
面上得很快。雪菜切得碎，肉丝不多但嫩，汤头偏咸，是她记得的味道。她挑了一筷子面吹了吹，塞进嘴里，忽然想起上次来这儿是和方屿一起的。
方屿是她上一个公司的同事，两个人一起入职，一起熬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后来虽然先后离开了那家公司，但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不算多亲密的朋友，就是偶尔聊几句，问问近况，隔几个月约顿饭。上回约饭就是在这家面馆，方屿说她口味太固定了，每次出来都吃面，连浇头都不换。她说习惯了嘛。方屿就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习惯，习惯了就不想改。
当时她觉得这话说得不对，但也没反驳。现在回想起来，方屿说的好像也没错。
她确实是那种习惯了就不想改的人。用惯了的牌子的洗发水，一用就是好几年。每天早上走同一条路去地铁站。进便利店永远先拿一瓶乌龙茶，再考虑别的。上次搬家是因为房东突然要卖房，不得不搬，她在那间屋子里住了整整四年，衣柜的格局都没变过。
可反过来想，她也不是不想改。只是每次要改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响起来：这样也行吧？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然后那个念头就像一滴墨水滴进水里，慢慢地散开、变淡，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像昨天买的那件衣服。退掉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不退呢？穿着去上班，同事们大概会说“新衣服啊，挺好看的”，然后过两天就不会再有人注意到了。她自己穿个两三次，也会把它折好收进衣柜，变成那些挂在里面、偶尔才会看一眼的衣服中的一件。
区别好像也没有很大。
但她还是退了。
面吃了一半，她放下筷子。荷包蛋是她特意叮嘱要煎得老一点的，边缘焦焦脆脆的，咬下去有响声。她夹起来咬了一口，蛋黄是全熟的——她不爱吃溏心蛋，这一点倒是从来没变过。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她擦了擦手，拿起来看。
是房东发来的消息，说下个月的房租要涨两百块，问她续不续租。沈清漪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回了一句：“我考虑一下，这两天给您答复。”
她把手机放下，继续吃面。
汤已经不太烫了，她端起来喝了两口，咸味很重，舌根有点发涩。她抽了张纸巾擦了嘴，把剩下的半碗面推到一边。
涨两百块。算上水电物业，一个月的固定支出又要多将近三百。不是承受不起，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这间屋子她住了快两年了，一室一厅，朝南，阳光好，就是老小区，没有电梯，快递从来不送上门。搬来的时候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忽然觉得，好像也说不准了。
可是搬家的念头一旦冒出来，就意味着要把现在的生活重新捋一遍。打包、找车、搬东西、重新布置、适应新的环境——光是想一想就觉得累。
她坐在那里发了会儿呆，直到老板娘过来收碗，她才回过神来，扫码付了钱，走出了面馆。
巷子里的阳光被两边的楼房切成了窄窄的一条，她沿着那条光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房东那条消息。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掏出手机，打开租房软件，随便搜了一下附近的一室户。
屏幕上弹出一排房源信息，价格从两千二到三千五不等，配图都是精修过的，每张照片都亮堂堂的，家具一尘不染，阳光恰到好处地落在床单上。她翻了两页，又退了出去。
看不看其实都一样。她知道那些照片背后的样子——床底下可能藏着上一任租客留下的垃圾，水龙头打开第一股水是黄的，冰箱的噪音在半夜会比白天大一倍。她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当初也是这么漂漂亮亮地出现在照片里的，实际住进来了才发现，楼上的小孩每天晚上练琴到十点，卫生间的排气扇像个摆设，洗澡久了满屋子都是雾气。
可她也在那里住了快两年。
有些东西是习惯了的。楼上小孩弹钢琴，弹来弹去就那么几首曲子，听久了甚至能听出今天弹对了几个音。卫生间雾气大，洗完澡多擦一遍镜子就行了。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她早就和它们和平共处了。
问题是，和平共处和将就之间，到底差了多少？
沈清漪把手机揣回兜里，往地铁站走。榕树的须根垂下来，风一吹就轻轻晃，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肩膀上，碎碎的，像洒了一把碎金。她低着头走，鞋跟踩在地砖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声响。
她想，晚上回去把衣柜最左边那格收拾出来的时候，也许可以顺便想一想，那个地方空出来之后，到底要放什么。
或者什么都不放。
空着，说不定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