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沈清漪在养母家的炉子边坐到很晚。水壶里的水烧干了又添，添了又烧干，两个人之间的话不多，但谁也不觉得需要说些什么。养母后来靠在椅背上打起了盹，头一点一点的，沈清漪起身从里屋拿了条毯子给她搭上，把炉门关小了些，自己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夜里的镇子安静得只剩下风声。他走回自己住的出租屋，把门反锁了，从口袋里把三样东西摊在桌面上——信、瓷片、照片。他开了台灯，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看了很久，父亲的轮廓在灯下清晰起来，高个子，宽肩膀，站在一棵还没他高的槐树苗旁边，手扶着树干的样子有一种小心翼翼的郑重。像是一个人在种下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他就出了门。没有去那个荒地——他暂时不想再回去——而是去了镇上的土地所。管档案的是个戴老花镜的男人，听了他的来意，翻了半天柜子，找出一本发黄的登记册。册子的封皮脱落了一半，里面用钢笔写着九零年代的地籍记录。
槐树坡？那一片是早年私人的地，后来划归集体了。老花镜男人翻了几页，手指停在其中一行上，食指点了点，你看，这有一笔记录，九二年登记的，土地所有人写的是沈玉兰。但备注栏里有个括号，写着，也就是说这块地实际归属另有其人。
沈玉兰是养母的名字。沈清漪凑近看，登记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那一年他五岁。他问：能不能查到这个是谁？
老花镜男人推了推眼镜，把册子往后翻了几页，又翻回来，摇了摇头。这本册子是后来誊抄的，原始凭证在县里。你要真想查得去县档案局调，但不一定有，九几年的东西丢了不少。
沈清漪记下了册子上的编号和日期，道了谢出来。站在土地所门口，镇上的早市刚热闹起来，卖豆腐的敲着竹梆子，买菜的人拎着袋子挤来挤去。他穿过人流往镇东走，走到养母家院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进去，拐了个弯往后走，上了镇子后面那座矮坡。
坡上有一片老坟地，镇子上死了人都埋在这里。他以前路过无数次，从来没进去过。今天他推开生锈的铁栅栏门走进去，坟头一座挨着一座，有的立着碑，有的只剩一个土堆。他在坟地中间慢慢走，看着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大多都是他不认识的镇子上的老人。
走到最里面一片稍微空些的地方，他看见一座坟前摆着一束已经干枯的菊花，用一块石头压着。碑上的名字他认识——是他小学时候的校长，姓林，教过他三年语文，退休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他在林校长的碑前站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林校长经常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他蹲下来，把校长碑前被风吹散的菊花拢了拢，重新压好石头。然后他站起来，目光落在林校长坟旁边那座矮矮的坟上。没有碑，和昨天荒地那两座一样，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土包。但土包前面插着一根细竹竿，竹竿上系着一条红布条，风吹日晒已经褪成了淡粉色。
沈清漪走过去蹲下来，红布条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伸手轻轻碰了碰，布条很薄了，轻轻一捏就碎了一个小角。他缩回手。土包下面隐约露出一点灰白色的东西，他扒开浮土，露出一截青石板的边角——和昨天那块瓷片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质地。
他心跳快了一拍。继续往周围扒了扒，整块青石板露了出来，大约两个巴掌并排那么大，没有字，但石板的背面摸上去有凹凸不平的纹路。他小心翼翼地把石板掀起来翻了个面，背面刻着一行字，笔画很深，不像正面的青苔那样被风雨磨平过。
字是：沈怀安之衣冠冢，妻沈玉兰立，一九九三年冬。
沈怀安。他姓沈，叫怀安。沈清漪捧着那块石板，手在风里微微发抖。这个名字他从来没听过，但养母的名字写在上面——妻沈玉兰。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养母不是他的亲娘，却一直没再嫁，守着一个院子过了三十多年。
他把石板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用浮土重新盖好。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风从坡顶吹下来，那条红布条在他身边转着圈，像有什么东西绕着他走了一趟。
他走出坟地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养母打来的。接起来之后那边沉默了两秒，养母的声音才传来：你去找那个碑了？
沈清漪说：我找到了。沈怀安是谁？
电话那头长久的安静。只有细微的电流声和养母缓慢的呼吸。过了很久，养母说了一句：你回来。我告诉你。
沈清漪挂了电话，站在铁栅栏门外。远处的早市声音隐约传过来，梆子声、叫卖声、锅铲碰铁锅的叮当响，混在一起成了镇子午前独有的嘈杂。风把那条红布条从坡上吹下来，飘飘荡荡地落在他脚边，他弯腰捡起来攥在手心里，薄薄的布片凉凉的，像一片枯掉的叶子。
他攥着那条褪成粉白的红布条，转身往养母家走。坡上的风还在吹，坟地里的竹竿空了，轻轻晃了两下便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