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像两截干木头蹭在一起。她没急着进屋，而是走到枇杷树底下，把手按在那道刻痕上。沈清漪也站起来，帆布袋搁在脚边，她没有靠近，只是站在原地看。
枇杷树不算太高，但树冠撑得很大，叶片肥厚发亮，边缘微微卷着。水泥地坪被树根拱裂了几道缝，细小的青苔从缝里钻出来。老太太的手掌覆在刻痕上的姿势很熟悉，像是做过无数次了，不用看就知道那道痕在哪里、多深、边缘有多粗糙。
小满十六岁那年刻的。老太太说，眼睛还看着树干，她比我小三岁，来的时候瘦瘦小小的，拎一只藤条箱。那箱子我到现在还留着，搁在阁楼上。她奶奶送她来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小满也没哭，就站在那棵枇杷树底下，站了大概有半柱香，然后回头问我住哪间屋。
沈清漪往前走了两步。阳光从枇杷叶的缝隙间筛下来，在地面上落成碎碎的光斑，有几颗落在老太太的肩膀上，随着风晃来晃去。
十六岁。沈清漪说，那她现在——
老太太摇了摇头，手掌从刻痕上放下来，垂在身侧。不知道。她走的时候二十一岁。那五年里她没离开过这个院子，连镇上都很少去。每天就是跟我一起下地、做饭、喂鸡，晚上在灯下看书。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老头子还活着，我们住西屋，她住东屋。日子平平淡淡的，本来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
她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沈清漪。你是记者？
沈清漪犹豫了一下。算是吧。做人物调查的。有人托我来找柳如茵的下落。
老太太沉默了。她抬头看了一眼枇杷树的树冠，肥厚的叶片在风里翻动着，露出背面浅浅的银灰色绒毛。那只黑猫还蹲在水缸沿上，但已经不舔爪子了，竖着耳朵看着她们，瞳孔在午后的光线里缩成两条细缝。
那一年春天，老太太终于又开口了，语气平得像在说一件跟她无关的事，小满有天早上跟我说，她要走。那天早上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她在灶房里烧了火煮了粥，去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煎了，端到我屋里放在桌上。然后她说，婶，我要走了。
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回城里。我本来想问回去干什么，但看她那样子就没问了——人要走的时候你拦也拦不住。她那天下午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了四折，碗筷归到碗柜里，连灶台都用抹布擦了三四遍。我还记得她走的时候是傍晚，日头刚下去，天还没黑透，她背着那只藤条箱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这棵枇杷树一眼，看了好一会儿。
老太太抬起手，指了指树干上那道刻痕。她走之前在这上面刻了一刀。那时候这树还没这么粗，刻痕很新，木茬子都是白的。我问她刻的是什么，她没说，只是笑了笑。后来我在那屋里枕头底下找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一句话。
什么话？沈清漪问。
老太太没立刻回答。她转过身往灶房走，走了两步又停住。你等一下。说着进了屋。沈清漪站在枇杷树下等着，听见灶房里传来翻动柜子的声音，窸窸窣窣的。
黑猫从水缸沿上跳下来，悄无声息地走到枇杷树根旁边，绕着树干转了两圈，然后一矮身钻进树根旁边的青苔缝里去了，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纸张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脆，她小心翼翼地展开，递过来。
沈清漪接过来。纸很薄，像从什么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些毛糙。上面是一行钢笔字，字迹清秀，写得很端正：
这棵树的根，扎得比我深。
就只有这一句。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沈清漪把这句话看了两遍。她抬起头，看着老太太。她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
没有。老太太把纸接回去，重新叠好，攥在手心里。那之后我只收到过两封信，都是托人捎来的，没有地址。最后一封信是九九年，她说她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教书，跟孩子们在一起。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她顿了一下，看了看手里的纸，把它贴在胸口的位置放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了灶房，想必是放回原处了。沈清漪一个人站在枇杷树下，风吹过叶丛，哗啦啦的响声从头顶漫下来。她看着那道刻痕，忍不住伸出手去碰了一下。指尖触到干裂的树皮和凹陷的痕迹，那道刻痕已经很深了，但边缘早已愈合变钝，覆着一层灰褐色的老皮，跟周围的树皮融在了一起，只剩一道微微凹陷的线。
二十多年了。树长粗了，刻痕也跟着长得更高了些，但始终在那里，像一道愈合不了的伤口。
老太太从灶房出来了，手里多了一把剪刀，走到枇杷树另一侧，踮起脚剪下几枝垂得太低的枝条。阳光从她剪掉的缺口处漏下来，在她肩膀上晃了一下。
你要找她，老太太剪完枝条，回头看了沈清漪一眼，找到的话——跟她说一声。就说什么都不用带，回来坐坐就行。枇杷树还在。
沈清漪点了一下头，把帆布袋的带子重新搭上肩膀。我会的。
老太太不再说话了。她把剪下来的枝条拢了拢，抱到墙根底下堆着。黑猫又从青苔缝里钻出来了，蹲在墙根处看着她，尾巴尖轻轻扫着地面。
沈清漪往院门走了几步，忽然停住了。她转过身，看着那棵枇杷树，阳光从叶隙间筛落下来，在地面上摇晃不定。她忽然想起那句话——这棵树的根，扎得比我深。
她弯腰从脚边拾起一片落在地上的枇杷叶，叶片干枯卷曲了，但还能看出轮廓。她把叶子放进口袋里，然后推开院门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剪刀再次咔嚓的声音。老太太又在剪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