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照能下地以后，办的第一件事，是查一支笔。
她手里有两张纸。
一张，是在京城得的，那张写着“慎”的白纸。
一张，是右营那封信的拓样——军报的附页里夹过一份，她让人照抄了一份带在身上。
两张纸上的字，像是一只手。
在下结论之前，她还需要第三样东西：这只手，长在谁身上。
机会是仓场给的。
查镇的冯郎中已经到了宣武镇。他到任头一件事，就是封仓场的旧账。旧账一捆一捆抬出来，堆在院子里。
沈照以“协查”的名义，去看了一半。
看的是账册里的批注。
军需的账，一日一笔，都有人批。批注的字，跟抄账的字不一样——抄账的是仓场的书吏，批注的，是上面派来核账的人。
崔家的清客，二十年来，做过宣武镇三回核账。
批注就在册子上。
薛师爷、柳师爷、还有一个只落了姓“崔”的。
沈照把那几册账借了出来，借的名义是“参看往年旧例”。
借账的时候，仓场一个老书吏在旁边看着。
“姑娘看这些做什么。”
“看旧例。”
老书吏笑了一下。
“姑娘，”他说，“二十年前的账，看旧例是看不出什么的。要看，得看批注。”
“批注怎么了。”
“批注的人，”老书吏压低了声音，“换了三回。二十年前那位薛先生，批得最细，一个数都不放过。他核完的账，好看得很——好看得你找不出一处错。”
“找不出错，不是好事么。”
“是好事。”老书吏说，“可我们这些做账的都知道，天底下的账，没有一处不差的。要一笔不错，只有两种人写得出来。”
“哪两种。”
“一种是真会做账的。”老书吏说，“另一种，是先算好了，再往上填的。”
她把两张纸和三处批注，并排摆在一张门板上。
看了一个下午。
批注里的“崔”字，起笔比寻常人重，收笔却轻；那一张“慎”字，起笔也重，收笔也轻。
右营信上的“周可托”三个字，她抄过。她把它也摆上去。
三个地方，三种笔，一个人的手。
不是像。是同一只。
她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顾北枝。
顾北枝听完，没有惊讶。
“薛翰。”他说。
“谁。”
“崔家的幕僚。”顾北枝说，“薛翰。二十年前他就来过宣武镇。那年他核账，核出一笔‘亏空’，就是那一笔把左营的军械削了三成。”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父亲那年在左营。”顾北枝说，“军械削了三成，左营的刀，一半是钝的。”
沈照把这句记住了。
不是巧合。
二十年前，一个人的一支笔，削了左营三成的军械。
二十年后，还是这些手，把左营三千人送进了黑水滩。
“薛翰在哪儿。”她问。
“在京。”顾北枝说，“崔家。”
“腊月里来顾家的那个人。”沈照说，“白净的手。”
顾北枝看了她一眼。
“姑娘已经知道了。”
“是薛翰。”
“是。”顾北枝说，“我起先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只知道他来过。方才姑娘说起薛翰，我就想起了那双手。”
沈照把这一条也记住了。
腊月里来顾家的那个人，和写右营那封信的人，是同一个人。
京里来的白手客人，就是薛翰。
沈照没有立刻说话。
她想起了京城那本抄得极工整的册子。想起了周可托那句“那字写得很好看，好看得不像营里人写的”。想起了黑水滩那八百多个土包。
她一路从京城走到这里，走的就是这一支笔。
现在她知道这支笔的名字了。
可这支笔在崔家。
要动崔家的笔，她得先有一把能砍到崔家的刀。
那天下午，她做了一件事。
她写了一封密信，交给一个家将，让他连夜送京城。
信是给半卷斋那位陆先生的。
信上只写了两件事：
第一件：查崔家幕僚薛翰，近年是否经手过宣武镇的军需。
第二件：她要一册字帖——崔家清客、幕僚、门生，凡是落了字的，都要一份拓样。
信末，她添了一句：
“此事务必隐秘。京城眼睛多。”
信送走的第二日，冯郎中来了一趟。
他是崔家的门生，年纪不大，架子很大。他来“看看沈姑娘”。
他在营房里转了一圈，走到西头那间屋的门口，停了停。
“这里关的是什么人。”他问。
“行刺的人。”沈照说。
“查镇的随员，留在边营里审犯人，”冯郎中笑了一下，“这不合规矩。”
“冯大人要带走他？”
“不。”冯郎中说，“我只是提醒姑娘一句——您在这里，是来查军需的。别的事，少管。”
“多谢大人。”
冯郎中走了。
沈照看着他的背影。
她记得很清楚：冯郎中走到西头那间屋的门口，停的那一下，不是随便停的。
他是在数人。
他回去以后，会告诉京城里的一个人——顾家四郎，还活着，而且在沈照手里。
那天夜里，她在灯下把三件事写成了一张纸。
一、右营的令，迟发了三日。
二、腊月二十，一支南边口音的粮队出镇往北。
三、崔家幕僚薛翰的手，写过右营的那封信。
三件事，摆成一个圈。
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收进袖里。
圈里还空着一处。
那一处，是这个圈为什么要转起来——崔家要宣武镇的兵，是为了什么。
这个答案，她还没有。
可她已经闻到了。
风是从北边来的，还带着一点枯草的味道。
她把灯吹了，躺下的时候，心里比到宣武镇的头一夜，踏实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