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的城门是在第七日黄昏打开的。
守门军士看见中领军的符节，慌忙跑下城楼迎接。曹肇没等他们列队，先让人牵走了两匹口吐白沫的坐骑。
七日赶了七百里，随行的十二匹马废了三匹。邓艾下马时右腿已经僵住，扶着马鞍缓了好一会儿，才把装有淮南图册的木匣抱下来。
司马师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一路很少喊累，进城后却先要了一碗盐水，仰头喝尽，才问迎来的军府主簿：
“三仓还剩多少粮？”
主簿姓陈，四十多岁，嘴唇已经裂开。听见这一句，他的腰弯得更低了。
“回二位使君，昨日核算，合肥、成德、东关三仓，共余粟一万一千七百余斛。”
“能吃几日？”
“十一日有余。”
邓艾猛地抬起头。
从青泥坞收到的文书上，明明写着十九日。
陈主簿解释道：“那封文书是七日前发出的。沿途换了三次驿马，今日才到诸位手上。”
曹肇接过账册，借着城门旁的火把翻了两页。
三仓每天要支出一千零四十斛，供应驻军、戍卒、工匠和随营牲畜。数字写得清楚，粮也确实入过仓，没有哪一笔凭空消失。
麻烦在更远的地方。
颍口停着二十三条粮船，船上有一万六千余斛春粮。河水太浅，船吃不住水，三日前已经开始卸粮改走陆路。
寿春军府名下共有六百余辆车，其中四百余辆原定拨往合肥运土，因为车夫和草料尚未凑齐，此时仍停在寿春西营。
粮在颍口，兵在东边。
中间隔着一百七十里旱路。
“先入府。”曹肇合上账册，“今夜把人都叫来。”
陈主簿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征东将军今日去了成德，最快明日才能赶回。城中掌粮、掌车、掌兵籍的属吏，都在。”
“有他们就够了。”
曹肇走出几步，又停下来。
“别设宴。给我们煮几碗粟饭。”
陈主簿张了张嘴，最后只应了一声。
军府正堂点了二十余盏灯，地上铺着一张磨损严重的淮南舆图。
掌粮的说仓中无粮。
掌车的说车马另有军令。
负责修垒的校尉则咬死了不能停工。
“合肥东壁去年被雨水冲塌了七十余丈，如今才补到一半。若此时把车都调走，下一场大雨，先前填进去的土也保不住。”
“粮若接不上，墙修好了给谁守？”掌粮吏反问。
“吴兵来时，你让饿着肚子的军士拿什么守？”
“吴军还没来。”
“等来了再修，来得及吗？”
几个人越说声音越大。曹肇没有制止，只让邓艾把他们说出的数目一笔笔记下。
司马师坐在舆图另一端，手指压着寿春西北的一处标记。
“城中大户有多少存粮？”
堂内顿时安静下来。
陈主簿迟疑道：“去年秋收尚可。城内外三十七家大户，存粮合计应有两万斛上下。”
“征一万斛，先补三仓。”司马师道，“待颍口的粮运到，再照数偿还。”
掌粮吏偷偷看向曹肇。
这个办法最快，也最省事。
寿春一带的大户依附田客、隐匿户籍，本就不干净。真要强征，他们也不敢公开抗命。
可陈主簿捧来的征粮旧簿上，排在最前面的并非那三十七家大户。
第一户是城南周氏，有田一百四十亩，需出粮三百斛。
第二户更少，只有田九十亩。
直到第十九页，才出现一户真正的大族。田地数栏写着“未核”，该出多少粮，也空着。
司马师翻了几页，冷笑了一声。
“这便是你们征粮的办法？”
陈主簿跪了下去。
“下吏无能。”
“这不是无能。”司马师把簿册丢回案上，“你们知道谁能逼，谁不能逼。”
堂上没人敢接话。
曹肇蹲在舆图旁，用木尺量了量颍口到合肥的距离。
“邓艾，若前线减去修垒的人，粮能多撑几日？”
邓艾很快找出兵籍。
“合肥修垒共有军士一千六百人，役夫九百七十人。人吃粮，拉土的牛马也吃料。若全部停下，每日可少支一百九十斛。”
“全撤回来？”
“不能全回寿春。”邓艾用手指沿着舆图向西划，“让他们往颍口走。人到粮边，先在那里吃，六百辆车也能全部腾出来运粮。前线每日只余八百五十斛左右，可多撑三日。”
“三日不够。”陈主簿低声道。
“还没算车。”
邓艾蘸了蘸墨，在木板上列出几行数字。
六百辆车，除去损坏和沿途损耗，能用的约五百四十辆。一车载粮八斛，往返需要四日。第一批只能运四千三百余斛，够前线吃五日。
第二批若不出差错，能在断粮前两日赶到。
“若下雨呢？”司马师问。
“会晚两日至三日。”
“若吴军此时北上呢？”
邓艾手中的笔停了一下。
修垒兵西撤，合肥东壁停工，外营兵力会减少近三成。吴军不必大举来犯，只要派一支轻军在巢湖附近露面，沿线百姓便会先乱起来。
“所以还得征粮。”司马师道，“不必一万斛，先征三千。给车队留三日余量。”
“征谁的？”曹肇问。
“谁有粮，征谁的。”
“地方官不敢去三十七家，就会拿旧簿上那些人开刀。”
“那就由我们定名。”
司马师从案后起身，提笔在一张空白木牍上写了三户姓氏。这三家田产最多，与军府往来也最密。
陈主簿的脸色变了。
其中徐氏负责过军马草料，郑氏有子弟在洛阳为官，剩下一家与当地军中校尉结了亲。
“这三家先出一千五百斛。”司马师将笔递给曹肇，“其余一千五百斛，按田数摊，不许以车马、劳役抵粮。颍口粮到后，加一成偿还。”
“谁来还这一成？”
“尚书台。”
“你我没有这个权力。”
“那就写欠券。回洛阳以后，再让尚书台认。”
曹肇盯着那三户名字。
司马师说得轻巧，这张欠券一旦用了他的印，无论朝廷认不认，债都要落在他身上。更麻烦的是，强征的口子一开，淮南诸军以后遇到缺粮，都可能照着寿春的办法行事。
可若不用，五日后，合肥就要减粮。
曹肇拿过笔，在三户姓氏旁各加了一行：
“按市价给券，粮到即偿。多取一斗，以军法论。”
司马师看完，将自己的名字签在监粮一栏。
“我派四人跟着。”
“我也派四人。”曹肇道。
陈主簿终于敢抬头：“二位使君，征粮的告示何时贴？”
“现在。”
“城门已经闭了。”
“那就先贴在军府门外。天一亮，贴遍四门。”
这时，门外送来了粟饭。
每人一只粗陶碗，上面盖着几根腌菘菜。陈主簿想让人给曹肇另添一碟肉，被他挥手拦住。
饭只吃了一半，合肥来的两名军士便被带进正堂。
他们是下午换马送信的，衣服上结着一层白色汗渍。其中一人进门便跪，声音沙哑：
“合肥今日起，军粮已经减了两成。”
陈主簿脸色发白：“谁下的令？”
“韩校尉。”
“为何不等寿春回令？”
军士低着头。
“今早开仓时，有一座粮囤见了底。营中都传，说朝廷把淮南的粮调去洛阳了。韩校尉怕后面几日断炊，先减了。”
曹肇把自己的饭碗推过去。
“吃。”
军士愣了愣，不敢伸手。
“吃完再说。”
那人饿得狠了，接过碗，几口便扒得干净，连黏在碗壁上的粟粒也刮进嘴里。
另一个军士站在旁边，盯着空碗，小声问：
“中领军，洛阳当真把粮调走了？”
“没有。”
“那粮什么时候来？”
“最快五日，最慢八日。”
“营里只剩十一日了。”
“我知道。”
军士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吴人也知道吗？”
堂里又静了。
粮仓少了多少粮，外人未必知道。但每日从寿春开出去多少车，合肥又有多少修垒兵，瞒不过巢湖一带的吴军斥候。
司马师走到舆图前，把三处前沿营寨依次点了一遍。
“修垒兵明日西撤，动静太大。吴人若看见，定会来探。”
“那就让他们看见车，不看见人。”曹肇道。
司马师侧过脸：“怎么做？”
六百辆车仍挂着调往合肥修垒的木牌，从寿春西门出城。离城二十里后，车队不再向东，而是转道颍口装粮。修垒兵分成五队，夜里从西门出营，不走同一条路。”
“空营怎么办？”
“留下三百人，白日照常升烟、夯土。东壁每隔十步立一面旗，夜里火盆不减。”
负责修垒的校尉急道：“三百人守不住七十丈缺口。”
“本来也守不住。”曹肇把木尺压在合肥东壁上，“若吴军真来，放弃墙外工地，退守旧垒。十二日内，不许为了几车土再折人命。”
校尉的嘴动了动，最后抱拳领命。
命令写完，已经过了子时。
三千斛征粮、六百辆车、两千余名修垒军士，任何一处慢上一日，合肥的锅里便要少一勺粟。
曹肇把八枚签过名的木牍依次摆开，让掌粮、掌车、掌兵籍的人分别核对。
司马师忽然道：“还少一件事。”
“什么？”
“告诉营中军士实情。”
陈主簿连忙摇头：“不可。若说粮只够十一日，军心必乱。”
“现在已经有人在传洛阳调粮。”曹肇道，“让他们猜，只会猜得更坏。”
“可该怎么说？”
曹肇望向刚吃完粟饭的军士。
“就说颍口有粮，路上缺车。修垒的人去接粮，五日后第一批到。五日不到，负责押运的人先受军法。”
军士问：“谁负责押运？”
“我。”
司马师皱起眉：“你要亲自去颍口？”
“征粮交给你，车队我来押。”
“你若离开寿春，谁来压住军府？”
“你不是在这里吗？”
两人的目光隔着灯火碰在一处。
司马师拿起那张征粮名册，收入袖中。
“好。五日以后，合肥若没见到粮，我替你把军法的木牌立起来。”
曹肇笑了一声。
“木牌别做小了。”
天还没亮，六百辆车已经在城西列队。
车轮碾过石路，声音一阵接着一阵。沿街的人家纷纷点起灯，却没人开门。
曹肇上马前，陈主簿递来一封刚从东关转来的军报。
不是战报，只是一张斥候记录。
昨日午后，巢湖北岸出现了七艘吴船。没有靠岸，也没有射箭，只在远处停了半个时辰。
曹肇看完，将军报交给司马师。
司马师问：“还去颍口？”
“去。”
“吴人若来呢？”
曹肇翻身上马，望着车队尽头尚未熄灭的火把。
“粮不到，吴人来不来，合肥都守不久。”
车轮缓缓向西。
与此同时，寿春东门打开了一条缝。第一批准备夜行的修垒军士没有披甲，每个人只背了一条空粮袋。
他们要逆着粮道，去找自己的饭。
而巢湖方向的水面上，七艘吴船仍未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