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口的粮，比账册上写得更多。
曹肇赶到河岸时，二十三条粮船一字排开，船底全陷在浅滩里。河水只到船工膝盖，船舷却沉得厉害。几个赤着上身的船工正在用木桶舀水，桶底刮过河沙，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响声。
粮就在船上。
一万六千余斛，一斛也没有少。
但从寿春赶来的车队尚在十里外，河岸上也没有足够装粮的麻袋。
管船的老吏姓吕，从正午等到日落，见曹肇下马，第一句话便是：
“中领军，粮能卸，装不起来。”
他领着曹肇登上最外侧的粮船。
船舱里堆满了粟。为节省袋子，大半粮食都是散装，只在上面盖了几层席子。如今船底搁浅，若继续等水，少说也要等上半个月；若把粮卸下来，河岸现有的七百多个麻袋远远不够。
“附近能征多少？”曹肇问。
“百姓家中有袋，可眼下正是用的时候。全征来，也凑不出三千个。”
“竹筐呢？”
“能装，但走远路漏粮。一筐漏一捧，几千筐走到合肥，能漏掉几十斛。”
邓艾抓起一把粟，在手心搓了搓。
粮食还干，只带着船舱里常有的霉木气味。再拖几日，昼夜温差一大，船底返潮，靠近舱板的粮便要坏。
“修垒的人带了空粮袋。”他说。
吕吏一怔。
那些从合肥撤下来的军士，每人背着一条空袋，本是准备到了颍口以后领粮食用。两千多人，便是两千多条袋子。虽然大小不一，有些还打着补丁，装粮却够了。
“先用。”曹肇道，“袋子算军中借的，粮送到后仍归各营。”
吕吏有些迟疑：“若路上磨破……”
“破一条，军府补一条。”
“军府哪有这么多麻布？”
“先把欠数记下。”
吕吏苦着脸：“又是欠。”
曹肇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岸边已经挂了十几块木牌。欠船工脚钱，欠民夫工钱，欠沿途草料，连临时搭棚用的芦席也记在上面。
“朝廷的粮还没运出去，债先堆了一岸。”吕吏嘟囔道。
曹肇听见了，没有训斥他。
淮南的事情走到这里，他才发现，洛阳文书上的一个“运”字，落到地方，要拆成车、马、船、袋、草料和人。任何一件少了，粮便只能留在账册上。
日落前，第一批修垒军士到了颍口。
这些人在合肥连着干了一个多月，肩膀被抬土的木杠磨出两道硬茧。有人以为到了颍口就能歇息，刚坐下，便被领队的校尉催去卸粮。
队伍里顿时响起一片骂声。
“在合肥抬土，到颍口扛粮，回去还得修墙。”
“早知道就留在营里，少吃两口也饿不死。”
校尉抽出鞭子，尚未落下，曹肇已经走了过去。
“把鞭子收了。”
校尉认出他，赶紧行礼。
“军中赶粮，怕误了时辰。”
“他们走了一夜，先让人吃饭。”
“粮还没卸……”
曹肇指了指船舱：“里面不是粮？”
吕吏在一旁听得直皱眉：“那些是要送去合肥的。”
“先开两斛。”
“中领军，账上……”
“记在我头上。”
吕吏叹了口气，吩咐船工生火。
两斛粟煮不出什么好饭，只能熬成稠粥。两千多人每人分到半碗，蹲在河滩上一口口喝。没人谢曹肇，喝完便拿着各自的粮袋去排队。
这反倒让吕吏松了一口气。
“肯骂，就还干得动。再走两日连骂都不骂了，那才麻烦。”
入夜后，火把沿着河岸连成一条线。
散粮装袋比众人预想得更慢。船舱狭窄，一次只能下去十余人。粮袋装满后，还要用麻绳扎口，再由两人抬上岸。
寿春来的六百辆车在三更时全部赶到。管车的掾吏照旧数，每辆装八斛，第一批至少可以运出四千八百斛。
邓艾却蹲在车轮旁，把几个车轴挨个摸了一遍。
“不能装八斛。”
掾吏道：“往年都是这个数。”
“这些车在寿春放了太久。三成车轴有裂纹，车辐也松。装八斛，平路无事；上北坡，至少要坏五十辆。”
“少装一斛，就要少六百斛。合肥一天便吃掉八百多斛。”
“坏五十辆，车和粮都堵在路上。”
两个人争了几句，谁也不让。
掾吏把问题推到曹肇面前。本以为他会催着多装，曹肇却让人取来一辆最旧的车，装足八斛粮，在河岸的土坡上走了一遍。
车走到一半，左轮猛地向外一偏。
车轴没有断，却裂开了一条新缝。
“每车七斛。”曹肇道。
掾吏急道：“这样第一批只有四千二百斛。”
“坏在路上，一斛也到不了。”
他顿了一下，又补道：“车况最差的四十辆，只装五斛，走在队尾。”
吕吏听完，在旁边笑了一声。
“中领军如今知道慢了。”
曹肇知道他指的是青泥坞放水之事。
消息比他们走得快。那里淹了四十三亩粟田，曹肇和邓艾都在巡田簿上记了过失，寿春的属吏多半已经听说。
“吃过一次亏，总得记住。”曹肇道。
黎明时，四千余斛粮装车完毕。
直接去合肥，有一百七十里。若昼夜轮换赶路，第五日傍晚可以到。
可车队刚要启程，一名从寿春来的骑卒带回了司马师的信。
信不长，只有三件事。
寿春三十七家大户已经交粮两千六百斛，剩下四百斛仍在核定；城中粟价比前日涨了三成；巢湖北岸的七艘吴船已经不见踪影，南淝河口却发现了新踩出的脚印。
多少人上了岸，无人知道。
吕吏看完信，指着舆图道：
“官道有一段贴着肥水走，两侧都是芦苇。若吴人真上了岸，百十人便能放火断路。”
“走北堤呢？”曹肇问。
“多四十余里，沿途只有两口井。粮车能过，牲口未必受得住。”
邓艾拿木片重新算了一遍。
走官道，第五日可到。
改走北堤，最快也要第六日午后。
曹肇此前当着送信军士的面说过，五日后粮必到合肥。如今全营都在等这个日子。
随行校尉劝道：“吴人未必已经上岸。即便来了，也未必敢碰朝廷粮队。我们有两千军士护送，走官道不怕他们。”
“若他们不来，这一日便白耽误了。”吕吏也道。
邓艾没有劝，只把两条路线各自的里程和水源写在木板上。
曹肇盯着官道上那段临水的窄路。
若吴军只有百余人，粮队可以强行闯过去。可一旦有人点燃芦苇，六百辆车挤在一条路上，前车不能进，后车不能退。哪怕只烧掉三分之一，合肥也要重新减粮。
“走北堤。”他说。
校尉提醒道：“那便赶不上第五日了。”
“我知道。”
“合肥军中如何交代？”
“到了再交代。”
没有人再劝。
车队在当日上午离开颍口。
北堤比地图上画得更窄。很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通过，车轮一偏，便会陷进堤下的软泥。两千余名修垒军士分在前后，遇到坡陡的地方，便用绳索拉车。
第一日走了六十里。
第二日正午，一辆车的轴还是断了。粮袋被卸下来，分到前后十几辆车上。坏车推下堤坡，只拆走了两个尚能用的轮子。
当天夜里，队伍没有生火。
士卒们靠在粮车旁睡觉，渴了便抿一小口水囊。有人饿得睡不着，伸手摸了摸车上的粮袋，最终还是把手收了回去。
负责巡夜的军侯看见了，也没出声。
第五日傍晚，合肥军营升起了炊烟。
可送到营门前的粮，不是曹肇押运的那一批。
司马师从寿春征得的两千六百斛粮，先到了。
他从大户家中临时雇了一百八十辆车，又调用军府仅剩的驮马，把其中一千二百斛先送进合肥。其余粮食留在成德，填补另一处缺口。
开仓时，司马师亲自站在秤旁。
每袋粮都按数登记，三家大户的名字也写在告示上。军士只知道今晚可以恢复旧额，没人关心这粮是谁征来的、欠券上盖了谁的印。
那个曾在寿春吃过曹肇半碗粟饭的军士，也在领粮的队伍里。
他望了望营门外，并未看见曹肇的旗号。
“中领军说五日。”他低声道。
管粮的军吏头也不抬。
“粮到了就行，管是谁送的。”
第六日午后，北堤方向终于扬起尘土。
曹肇的车队进营时，军中的午饭已经吃完。沿路没有欢呼，只有几名正在修补兵器的军士站起身，朝粮车看了几眼。
四千零四十七斛。
途中坏了六辆车，损失粮食不足三斛。比预定晚了一日。
曹肇下马后，先去看粮，再去看人。两千余名修垒军士脚上大多磨出了血泡，最后一段路几乎是扶着车走完的。
司马师站在仓门外等他。
“你晚了。”他说。
“晚了一日。”
“吴人没有袭击官道。”
曹肇把马鞭交给随从。
“那条路上一点动静都没有？”
“斥候来回走了三遍，只发现几处旧脚印。是不是吴人留下的，查不清。”
“看来这一日白走了。”
“也未必。”司马师道，“至少四千斛粮没有烧在芦苇里。”
这句话听不出是讥讽，还是宽慰。
曹肇往仓内看了一眼。几名军士正在把新到的粮袋摞上木架，与司马师先送来的粮放在一起。
两批粮并无区别。
“寿春粮价如何？”他问。
“还在涨。”
“告示不是写了只征三千斛？”
“百姓不信告示，只看见军府挨家开仓。”司马师道，“今日有人拿一匹绢换五斗粟。再征下去，寿春城里先乱。”
“剩下四百斛，不征了。”
“我已经停了。”
曹肇转头看他。
司马师神色平静：“你在颍口可以决定车装几斛，我在寿春也得决定征到什么时候。”
“做得对。”
“你不怕我替你收了军心？”
“你送来的粮救了他们，军士记得你，本就应该。”
司马师笑了笑。
“长平侯，这话若是别人说，我也许会信。”
两人之间隔着一道仓门。
门内是粮，门外是兵。
曹肇忽然明白，司马师此次跟来，带回去的不会只有几本粮册。合肥军士记住了他的脸，寿春大户也记住了他手里的征粮名册。
这个人不用父亲司马懿替他铺路，自己也能走进淮南。
曹肇没有再与他争辩。
“东壁修垒停了几日？”
“两日。”
“吴船呢？”
“今早又出现了。”
司马师从袖中取出一块细长的木牍。
这一次不再是七艘。
斥候在巢湖北岸看见了二十余艘小船。船上没有大军，只有弓手和测水深用的长杆。他们沿岸走得很慢，每到一处浅滩，便停下来测量。
吴军还没有进攻。
他们在看路。
而合肥东壁那七十余丈尚未补好的缺口，也在等下一场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