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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楼三楼，人事处的窗户前。
时清晏站在那里，看着楼下的梧桐大道。
她看到了顾予书走出行政楼，看到了她在影子和阳光的交界处站了一会儿，看到了风吹起她银白色的长发，看到了她迈开步子走进阳光里的背影。
她看到顾予书走远了，消失在梧桐大道的拐角处。
她还是没有动。
窗外有风吹进来，吹动了她额前的碎发，她把碎发别到耳后，手指在耳朵上停了一瞬。
她在想刚才在走廊里的那一幕。
顾予书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了她半边脸，她的皮肤很白，白到几乎透明，在阳光底下能隐约看到太阳穴附近细细的血管。
紫色的眼睛在光线里颜色变浅了一些，像是被阳光晒化了一点，露出底下更纯粹的颜色。
她看了顾予书多长时间？
不到一秒。
半秒。
甚至可能更短。
但那一秒里，她的大脑处理了太多信息。
顾予书长高了，比小时候高了太多，顾予书的五官长开了，小时候的婴儿肥完全消退了，露出底下精致的骨骼结构。
顾予书的气质变了，不再是小时候那个奶声奶气叫她“姐姐”的小丫头，而是一个气场强大到让人移不开眼的成年人。
但她还是能认出顾予书。
不是因为那头银白色的头发。
是因为那双眼睛。
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那双眼睛是笑还是冷，是不记得她还是看着她——她都能认出那双眼睛。
那双她七岁时第一次看到、就再也没有忘记过的眼睛。
时清晏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文件袋。
深蓝色的，边角有一点褶皱。
那是她刚才从人事处拿到的聘用合同，三年的聘期，法学院教授，荣誉席位。
她握着文件袋的手指微微用力，在纸面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压痕。
刚才在走廊里，她看到顾予书的第一反应是——停下来。
她想停下来，想站在顾予书面前，让顾予书好好看看她，不是在擦肩而过的半秒里随意的一瞥，而是认认真真地看。
她想说：你不记得我了吗？你再看看，但她没有。
她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开口说话，甚至没有让表情有任何变化。
因为她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顾予书不认识她，顾予书不知道婚约，不知道落水，不知道她等了二十年。在顾予书眼里，她只是一个新来的教授，一个好看的、但冷得让人不想靠近的陌生人。
“冷得让人不想靠近。”
如果顾予书真的这么想，那她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她不需要顾予书一开始就靠近她，她需要顾予书注意到她，哪怕注意到的是她的“冷”，也比完全没注意到要好。
因为“冷”可以融化。
而“不存在”，什么都做不了。
时清晏把文件袋夹在腋下，转身离开了窗前。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和顾予书军靴的沉闷声响不一样，更轻，更尖，更细。
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遇到了陈教授。
“时教授！”陈教授热情地打招呼，“入职手续办完了？”
“办完了，”时清晏微微点头。
“太好了！我们法学院终于有了国际法方向的顶尖学者，下周的教研会议你一定要来，大家都很想见你。”
“一定。”
时清晏下了楼梯，走出行政楼。
外面的阳光比刚才暗了一些，太阳快要落山了，梧桐大道的影子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地面上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
她沿着梧桐大道往东走，往荣誉席位官邸的方向。
路过中央广场的时候，她看到了顾予书的首席官邸。
独栋小楼，白墙灰瓦，门口种着一棵银杏树，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全黄，但边缘已经开始变色，在夕阳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
时清晏在首席官邸的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重型机车；草坪上散落着几个射击靶，靶心密密麻麻都是弹孔；阳台上挂着一排晾晒的衣服——月白色的首席正装衬衫在风里轻轻晃动。
她看着那件衬衫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隔壁那栋小楼。
荣誉席位官邸。
她的宿舍。
进门的时候，她打开灯，白光充满了整个房间。
房间不大，但够一个人住了，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书架上空空荡荡，等着她把那些从国外寄回来的书一本一本地摆上去。
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窗外就是首席官邸的院子。
那辆黑色机车，那些射击靶，那件月白色的衬衫。
她站在窗前，没有说话，也没有动。
过了很久，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右手的小拇指。
那是七岁时被顾予书攥过的手指。
那时候那只手很小，力气很大，攥着她不放，像怕她跑了一样。
现在是她怕顾予书跑了。
窗外的天快黑了。
隔壁的灯还没有亮。
时清晏坐在窗前，等着那盏灯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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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上午九点五十分，法学院三号阶梯教室。
顾予书到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了大半，她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找座位——不是随便找个空位坐下那种“扫一眼”，而是那种用最短时间评估全场、锁定最优位置的扫一眼，当首席三年养成的习惯，改不掉了。
第二排靠窗，空着，旁边坐着傅星砚。
她走过去，把包放在桌上，坐下。
“来得挺早！”傅星砚看了她一眼。
“不早，正好。”顾予书把手臂搭在桌上，下巴搁在手臂上，银白色的长发从肩头垂落下来，铺在桌面上一小片。
傅星砚没有拆穿她，顾予书平时上课踩点是出了名的，踩着铃声进教室，踩着铃声出教室，绝不多待一分钟。今天提前了十分钟到，这种事上一次发生还是大一下学期挑战首席之前。
法学院的课她不是没上过，但她选修的法学进阶这学期换了新教授这件事，显然让她多了几分兴趣。
傅星砚知道那个新教授是谁，她没有告诉顾予书。
不是故意隐瞒，是觉得有些事，时候到了自然就知道，时候不到，说了反而添乱。
教室里陆陆续续坐满了。
第三排中间坐着周望舒，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T恤，外面套了件黑色的薄外套，领口处墨蓝色的“五”字刺绣露出一半。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被一个防窥膜遮得严严实实，从旁边什么也看不到，他在敲键盘，速度快得像是手指有自己的意志。
第四排靠左坐着沈清晚，胭脂色的衬衫，金色的“四”字刺绣在领口，一头黑色的长卷发散在肩上，整个人明艳得像一团火。她正侧身跟旁边的女生说话，声音不大不小，但那种自带的气场让人很难不注意她。
第五排靠右坐着时清禾，竹青色的衬衫，青色的“三”字刺绣，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法学教材，旁边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她的坐姿很端正，是时家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教养，书页上密密麻麻全是她手写的批注，字迹清秀工整，像印刷体一样规整。
十点整。
教室的前门被推开了。
所有人安静下来。
不是那种“老师来了快闭嘴”的安静——A大的学生没那么乖，是那种“这谁？”的安静，是所有人同时停止说话、转头看向门口、大脑同时开始处理新信息的安静。
时清晏走了进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没有丝巾，没有胸针，没有任何装饰，浅金色的头发挽成低髻，露出整张脸。
她的脸很好看，好看得让前排的几个学生倒吸了一口气，但那种好看不是让人想靠近的好看，而是让人想后退一步的好看——像一幅画挂得太近，你本能地往后仰，才能看清全貌。
她走到讲台前，把手里的一支黑色钢笔和一本薄薄的笔记本放下。
然后她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
时—清—晏。
字迹清瘦有力，横平竖直，起笔收笔毫不拖泥带水，不是那种练过书法的漂亮，是那种每个笔画都经过精确计算、没有一笔多余的干脆。
她转过身，面对全班。
冰蓝色的眼眸从左到右扫了一遍教室。不快不慢，每个人都被那双眼睛扫到了，每个人都在被扫到的那一刻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压迫感——不是害怕，是觉得自己被看透了。
她的目光在顾予书身上多停留了零点几秒。
零点几秒，短到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我姓时！”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整个教室每一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不是那种靠音量撑起来的清晰，而是那种每个音节都咬得极准、像子弹一样直接打进耳朵里的清晰。
“时清晏，这学期你们的《法学进阶》由我来上。”
她顿了一下。
教室里没有人出声。
“我只有一个要求。”
所有人都在等。
“在我的课上，你可以反驳我的任何观点，但请你拿出证据，没有证据的观点，叫偏见。”
这句话落下去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后排有人轻轻吸了口气，前排有人坐直了身体，还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了什么。
顾予书的嘴角弯了一下。
很小的弧度，但确实弯了。
她在心里给这个新教授打了个分，不是分数，是评级—A；不对—A+；不对，是“有意思”那个级别的。
她侧头看了傅星砚一眼。
傅星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顾予书认识她太久了，久到能从她呼吸的节奏里读出情绪。傅星砚现在的呼吸节奏比平时慢了一点点——说明她也在认真听。
有意思。
“现在点名。”时清晏翻开笔记本，那本薄薄的、看不出任何内容的笔记本。
她念名字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照着念，而是像早就把这张名单背下来了，每个名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笃定，好像她认识这些人。
“周望舒。”
“到！”一个字，简短得像用完了一整天的社交额度。
“沈清晚。”
“到——”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着点玩味的笑意，沈清晚的声音里有种天然的挑衅感，不是针对时清晏，而是她跟谁都这样。
“时清禾。”
“到！”时清禾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像泡开的红茶，和沈清晚形成鲜明对比。
“傅星砚。”
“到！”很稳，很轻，不卑不亢。
“顾予书。”
时清晏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停顿了不到半秒。
短到任何人都听不出来，但时清禾听出来了，她低下头，假装在看笔记，嘴角抿了一下。
“到！”顾予书的声音从第二排传来，懒洋洋的，尾音微微上扬，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味道；和沈清晚的刻意挑衅不同，她这种懒散是天生的，像是骨子里带着的松弛感。
时清晏没有抬头看她，目光落在花名册上。
继续念完了剩下的名字。
她把花名册合上。
“这节课不讲正课，”她说，“我要先确认一件事——你们的水平。”
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
法律是什么？
五个字，粉笔字清瘦如初。
教室里沉默了几秒，这个沉默不是冷场，是所有人都在脑子里组织语言。A大的学生不是不会回答问题，而是太会了，每个人都在想怎么把答案说得比别人好。
周望舒举起了手。
“周望舒。”
“法律是规则体系，”他的声音和他的代码一样，准确、简洁、没有感情，“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教科书上的定义，一个字不差，甚至连标点符号的停顿位置都恰到好处。
时清晏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嗯。”她说一个音节，不置可否。
她的目光从周望舒身上移开，扫向其他人。
“还有别的答案吗？”
顾予书开口了。
她没有举手，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接了话，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法律是社会契约的底线。”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时清晏，而是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好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需要对着任何人说，它就在那里，她只是把它念出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