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尝试上诉过一次，失败了。他们现在靠街坊接济和教堂每周发放的面包活着。”
另一份笔记则记录了一位码头工人的说法：“保费从五年前到现在涨了三次，每次涨的时候代理人都说是‘正常调整’，但从来没调过赔付标准。”
那些记录被汇总成一册用灰色纸面装订的厚文件夹，由赫尔曼通过共济会内部渠道送到落萼薇手中。
落萼薇在二月的一个雪夜读完那本文件夹的全部内容，然后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段话：
“七十六户中四十二户被拒，比例超过一半。”
“他们在买的不是保障，是一个关于保障的故事。这个故事每年都在涨价，但故事的结尾从来没有变过。”
在教会慈善机构的设立方面，落萼薇以个人名义向一家已经存在的、专门援助“因保险纠纷陷入贫困”家庭的教会慈善机构注资了一笔钱。
那家机构的名称叫“圣庇护救助会”，位于首都城南一座灰砖建筑的底层，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黄铜招牌。
落萼薇通过教父的关系与救助会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在确认对方愿意接受资助之后，她安排共济会外围层的一名成员以“项目协调员”的身份进入该救助会工作。
那名外围层成员的任务被包装成了“记录受助者的具体诉求以优化救助方案”，实际上她需要记录的是每一个受助者在讲述保险理赔经历时提到的每一个细节——
保险公司的话术、被要求提交的材料的清单、被拒绝赔付的理由的措辞、以及那些被拒绝之后没有走完的申诉流程。
落萼薇从那次注资之后的第四周开始，每周三下午会收到一份由那名外围层成员整理的“受助者理赔经历摘要”报告。
那些报告用平实的语言写成，每一项都标注了受助者的编号、保险公司的名称、保单类型和拒赔理由的摘要。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那摞摘要已经积累到了将近六十页——
装订成一本厚厚的灰色册子，放在落萼薇书桌左侧的抽屉里，和那摞共济会骨干的走访记录并排放置。
在保险公司内部建立信息源的工作由赫尔曼主导进行。
赫尔曼利用他在卡尔家族产业网络中的人脉，锁定了几名在大型保险公司中担任中层管理职务但职位稳定度不高的人员——
其中一位是某家矿业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副主管，年约四十出头，据赫尔曼的调查，他家中有一位患有慢性病的妻子——
医疗费用每年都在增长，而他本人的薪资增长速度远低于公司盈利的增幅。
赫尔曼通过共济会外围层的渠道向那位副主管提供了一笔利率极低的贷款，用于支付他妻子在一家私立诊所的治疗费用。
那笔贷款的发放过程经过了精心设计，中间经过了三个不同的法律实体，最终在账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笔普通的商业借款。
贷款发放后的第二个月，赫尔曼收到了一份用普通牛皮纸信封寄来的文件——
信封上没有署名，但里面的内容是一份某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审核操作指引》手册的复印本，页角印着一行小字：
“仅限内部培训使用”。
那份手册里用清晰的语言列出了理赔审核人员在处理每一份索赔申请时需要检查的条目清单——
其中有一条写着：“若医疗诊断证明中未包含精确的病理代码编号，可据此判定材料不完整。”
另一条写着：“对于投保年限未满三年的赔付申请，建议优先采取‘等待期未满’或‘投保人未尽充分告知义务’作为初审结论。”
落萼薇在读完那份手册之后，在共济会内部会议上对赫尔曼说了一句话：“那本手册不是技术指导，它是拒绝的技术路线图。”
“他们把它写在纸上，说明这套系统已经运转了很多年。不是某个人的决定，是整个行业约定俗成的做法。”
联合成立投资公司的步骤在赫尔曼的推动下也进入了实质阶段。
赫尔曼以他名下几家小型控股公司的名义，联合落萼薇以维森赫家族的信托基金的部分资金，成立了一家名为“稳健资本”的投资公司。
公司的注册文件上注明主营业务是“对保险业和金融服务业的中长期股权投资”，注册资本不算大，但足以让它在几家主要的保险公司中持有小比例的股份。
赫尔曼以“稳健资本”的名义陆续收购了三家保险公司的少数股权，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之间——
这个比例不足以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但足以让股东拥有查阅董事会报告和季度财报的合法权利。
落萼薇在第一次以股东身份收到某家保险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时候，把那封信函放在桌面上看了好一阵。
信函上用标准化的措辞写着“稳健资本公司作为本公司股东，有权参与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下面附着一份关于本次会议议程的说明、一份上一年度的董事会报告摘要、以及一张授权委托书的模板。
落萼薇把那封信函放在桌面上摊开，然后用铅笔在报告摘要中关于“赔付准备金变动”的那一栏画了一个圈，在旁边标注了一行字：
“下季度股东会上需要追问的数据项。”
第一次股东会是在三月初召开的。会场设在城东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大厅里，到场的股东大约有几十人，分散坐在一排排铺着深蓝色绒布的折叠椅上。
赫尔曼坐在落萼薇旁边的位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正装外套，袖口的扣子被窗外的日光照得发亮。
会议按照流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听取董事会报告、通过上一年度的财务决算、选举新一届审计委员会成员。
到了“股东质询”环节的时候，落萼薇在赫尔曼的示意下举起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