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热斯抵达坤甸是在2月24日傍晚。
他的货轮“圣若昂号”挂着一面褪色的皇家非洲船运公司旗帜，混在一队从澳门驶来的商船中间，沿着卡普阿斯河逆流而上。
陈永昌已经在三天前通过坤甸华人商会的内线，以一笔“加急装卸费”买通了当晚值班的荷兰稽查员。
稽查员收了钱，在值班日志上把“圣若昂号”写成“圣玛丽亚号”，然后把日志锁进了抽屉。
曾纪寿站在码头栈桥上，身后跟着十二名矿工，全部穿着深色短衫，腰间系着麻绳，站在热带的阵雨里一动不动。
这个五十四岁的客家人已经在坤甸生活了快三十年，从罗芳伯时代的老矿工手里继承了东万律矿区的管理权。
他的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到下巴的旧伤疤，那是1885年荷兰人用刺刀划的，当时他拒绝在梁阿金被捕后向荷兰殖民当局交出自己的矿权。
博尔热斯走下舷梯，手里拿着一份物资清单。
曾纪寿用客家话向身后的矿工们点了点头，然后向博尔热斯伸出手。
他伸的是右手，左手少了两根手指，是年轻时被矿井绞车碾掉的，断口平整得像被刀切过。
“博尔热斯先生，你们送来的第一批四百支步枪和十二挺马克沁机枪已经全部分发到东万律和沙拉望两个矿区。
自卫队原有八百人，现在加上新枪，可以编成两个营，每个营约五百人。
矿工们熟悉地形，不需要额外向导，但大部分人对新式步枪的操作还不够熟练。
我们之前用的旧式毛瑟和雷明顿都是单发装填，马克沁机枪更是从来没用过，有几个年轻矿工第一次看到弹链的时候还以为是要用手把子弹一颗一颗塞进枪膛里。”
博尔热斯把物资清单放在桌上。“我从澳门带来的六名军事教官今天下午开始接手训练。
步兵战术教官拉斐尔·阿尔梅达中尉，他是第一步兵师在巴西战役中的老兵，曾在瓦斯康塞洛斯将军的旗舰上担任登陆部队排长。
机枪教官由巴普蒂斯塔军士长和另一名从第一步兵师机枪连调来的军士担任。
你的矿工不需要学会所有的战术术语，他们只需要在两周内学会三件事：怎么在壕沟里装弹、怎么在丛林中利用地形掩护、怎么在听到机枪射击口令时准确地开火和停止。
我们现在需要去训练场，我已经让教官们在矿区后面的废弃矿场上搭建了临时靶场。”
训练场设在东万律矿区北侧一个已经废弃的露天矿场上。
矿坑的斜坡被改造成了靶道，矿渣堆成的土坡上插着十几块用木炭画的靶标，靶标上的靶心是用石灰水画的，在热带的烈日下白得刺眼。
两百名矿工排成四列横队，每人手里握着一支崭新的布拉干萨M1890步枪。
阿尔梅达中尉站在队伍前面，他穿着褪色的丛林作战服，左臂上那道弹片留下的旧伤疤从卷起的袖口里露出来。
巴普蒂斯塔军士长蹲在机枪掩体旁边，正在给四挺马克沁机枪装弹链，他的手在弹链和供弹机之间移动时快得像织布机的梭子。
“第一课，装弹与击发！看着我手里的动作，拉开枪栓，将弹夹插入弹仓，推回枪栓，瞄准，扣扳机。
每个人做五遍，我在旁边看着。”
矿工们低头操作。有一个年轻矿工，大概十八九岁，名字叫钟阿发，是曾纪寿的外甥，把弹夹插反了方向，弹头朝下卡在弹仓里拔不出来。
他憋红了脸，抬头看着阿尔梅达。
阿尔梅达没有训斥他，只是蹲下来，把弹夹取出来重新插好，然后把枪还给他。
“你以前用过枪吗？”
“用过。
旧毛瑟。单发的。
打完一发还要从口袋里再掏一发塞进去。
有一次在矿区打野猪，我连塞了三发都没打中，野猪反过来追我跑了半个山头。”
旁边的矿工发出一阵压抑的哄笑。
阿尔梅达没有笑。
他把钟阿发手里的步枪拿过来，拉开枪栓，把弹夹插进去，推回枪栓，然后把枪还给钟阿发。
“这次用的是弹夹供弹，五发子弹插进去，不用再一发一发从口袋里掏。
你只要记住，弹头朝前，弹夹底座朝下。再试一次。”
钟阿发接过枪，重新拉开枪栓，插入弹夹，推回枪栓，举枪瞄准，扣扳机。
靶标上的石灰圈被打出一个拳头大的洞。
巴普蒂斯塔在机枪掩体里看到这一幕，朝阿尔梅达喊了一声：“中尉，那个插反弹夹的小子刚才打中靶心了。”
阿尔梅达走到机枪掩体旁边，看着巴普蒂斯塔把弹链压进供弹机。
这挺马克沁机枪是席尔瓦集团最新改进的轻型机枪，枪管壁减薄了约三分之一，重量从五十八公斤减到约四十五公斤，两个成年矿工就能扛着在山路上行军。
巴普蒂斯塔拍了拍机枪的三脚架，抬头看着阿尔梅达。
“中尉，我给这些矿工定的机枪训练标准是，两人搬运、一人装弹、一人瞄准，四人小组在五分钟内完成从行军状态到射击阵地的转换。今天上午他们第一次试训，用了将近八分钟。
我跟他们说，你们在矿井里搬矿石比这重得多，怎么搬个机枪就慢成这样？
他们不服气，说矿石不会响，机枪会响。
我说，枪不会咬人，子弹才会。
你们把枪装好了，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自己。”
曾纪寿站在机枪掩体旁边，看着巴普蒂斯塔的徒弟们一遍一遍地练习弹链装填。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东万律矿区的矿井架。
梁阿金被吊死的那座矿井架，井口已经被荷兰人用水泥封了十几年，水泥在热带的烈日下晒得干裂，裂缝里长出了野草。
“博尔热斯先生，自卫队的八百人中，有大约三百人是梁阿金的老矿工，或者他们的儿子。
梁阿金死后，荷兰人把他的矿工全部赶出矿区，有一些逃到沙拉望，加入了当地的秘密会社；有一些留在坤甸郊区，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
还有几个老矿工，到现在还在东万律矿上干活，他们在那里挖了三十年，熟悉每一条巷道、每一处矿脉。
我们这次组建自卫队，他们是最早报名的那一批。
有一个叫梁阿福的老矿工，是梁阿金的堂弟。
他的脸被荷兰人的炮艇烟囱烫过，当时荷兰人把被吊死的梁阿金从矿井架上解下来以后，逼着矿工们排队在码头上看着尸体。
梁阿福看了太久，晕倒了，倒下去的时候正好脸朝下栽在烟囱上，右脸颊被烫出一个巴掌大的水泡，到现在疤痕还在。”
“这批枪里有几支是留给东万律矿井入口的。
你把那几位老矿工叫来，还有认识梁阿金的每一个人。
井口的水泥封了十几年，我们在兰芳公馆的祠堂里答应过罗芳伯，那些被封的矿井，以后都要重新打开。
曾先生，你刚才说自卫队的大部分人对新式步枪还不够熟练，今天下午，这批枪就扛在老矿工的肩膀上。
明天早晨，他们用这批枪在靶场上打出第一个弹孔的时候，荷兰人在堡垒里也许会听到枪声。
让他们听，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坤甸的丛林里不再只有矿工的锄头和扁担了。”
曾纪寿转头对身后的几名矿工用客家话喊了几声。
几个老矿工从队伍里走出来，他们的手上有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矿石粉末。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梁阿福，脸上一块巴掌大的烫伤疤，右脸颊的皮肤皱巴巴地贴在颧骨上。
博尔热斯从木箱里拿起一支崭新的布拉干萨M1890步枪，拉开枪栓，检查膛线，推回枪栓，然后把枪递给梁阿福。
梁阿福接过枪，他的手指在那块烫伤疤上停了一瞬，然后把枪背到肩上，用客家话低声说了一句。
曾纪寿翻译道：“他说——‘我哥的矿井，我自己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