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决定过去五天，卡洛斯把阿布雷乌叫进王宫时，帕拉尼奥斯和萨·诺盖拉已经在书房里了。
桌上摆着三份文件：塞尔纳去年的体检记录，博尔热斯从巴黎发回的流亡圈摘要，以及阿布雷乌刚送来的西葡军事合作会议议程。
“塞尔纳不能留在里斯本。”卡洛斯把体检记录推到一边，“至少明年之前不能留。”
萨·诺盖拉皱了一下眉。他负责执行软禁已经半年多，比谁都清楚塞尔纳在上城区那栋房子里的每一扇窗和每一个访客。
“陛下，他的身体刚恢复。如果现在让他走，到了巴黎没人照看，可能会出问题。自由党团会说是我们把一个病人丢到了国外。”
“所以不是我们让他走，是他自己要走了。”卡洛斯说。
帕拉尼奥斯放下手里的文件：“谁去跟他说？”
“我已经让卡多佐递了话。”卡洛斯说，“不是建议，只是告诉他，特赦之后如果他需要换一个环境，巴黎随时可以去。
护照会有人办好。他女儿和女婿在巴黎有生意，可以接他过去住一段时间。这只是一个选择。他自己会想明白。”
萨·诺盖拉仍然不放心：“如果他不选呢？”
“他会选。”帕拉尼奥斯开口了，“塞尔纳在里斯本多住一天，他就得面对那些从波尔图和科英布拉来找他的旧友。那些人会把他围起来，请他签名，请他讲话。
他刚被禁止碰政治，留下就意味着每天都在和诱惑搏斗。巴黎那边清净得多。去巴黎不是流放，是躲开他自己。”
阿布雷乌听到这里，才慢慢说：“但如果他去巴黎，我们得先和法国公使打个招呼。否则一个人拿着葡萄牙护照入境，法国人看见塞尔纳这个名字，会以为是我们故意丢过去的政治包袱。
巴黎的流亡圈一旦围上来，他可能比在里斯本更不好过。特别是刚到的几个月。”
卡洛斯点头：“所以你去见德·博蒙。告诉他塞尔纳可能会以私人身份去巴黎与家人团聚，与政治无关。
葡萄牙政府不会给法国添麻烦，也不希望法国把这件事当作什么政治信号。如果法方愿意让他在巴黎安静住下，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德·博蒙会问，我们拿什么交换。”阿布雷乌说。
“不需要交换。”卡洛斯的语气很平，“法国人自己清楚，塞尔纳去了巴黎，对葡萄牙有好处，对法国也没有坏处。
他们要的无非是一个体面的说法。你给他们说法就说法方对人道主义考虑的理解。他会接住的。”
阿布雷乌当天下午就去了法国公使馆。莫里斯·德·博蒙在书房见了他，桌上摆着一套银茶具和两碟小饼干。
德·博蒙穿着深色的便装，颈上没打领带，像是刚从午睡中起来。但阿布雷乌知道这个法国人的习惯，他接待重要客人时不穿正式服装，反而说明他在听。
“阿布雷乌先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德·博蒙用葡萄牙语说，带着法国人特有的轻快。
“我有一件私事想向您通个气。”阿布雷乌接过茶杯，“我国前议员安东尼奥·塞尔纳可能在月底前获得特赦。他身体不好，女儿和女婿在巴黎做生意。如果获释，他可能愿意去巴黎和女儿住一阵子。纯属私人旅行。”
德·博蒙慢慢喝了一口茶。“塞尔纳。前议员。曾经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拘押，后来改为居家软禁。现在要特赦了，去巴黎。您想让我做什么？”
“什么都不必做。我只是希望在法国外交部那里没有误解。不要把这个人当作葡萄牙政府放到巴黎去的什么人物。
他是一个年迈的、不再涉足政治的人，去巴黎和家人团聚。仅此而已。”
“既然什么都不必做，那您为什么坐在这里？”德·博蒙微笑着问。
阿布雷乌也笑了笑。“因为如果我不来，您和您巴黎的朋友们就可能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我来，是为了让它简单。”
德·博蒙放下茶杯，用食指在桌面上轻轻画了个圈。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巴黎是个热闹地方。尤其是左岸的那些咖啡馆。一个葡萄牙前政治人物到了那里，哪怕他不想说话，也会有人请他说话。
我们管得住法国的报纸，但管不住每一个流亡者的嘴巴。阿布雷乌先生，我要冒昧地说一句如果塞尔纳先生来了巴黎，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会变成一些人不请自来的题目。这对法国和葡萄牙都没有好处。”
“所以您希望他别去？”
“不，我希望他去了以后，别住进拉丁区。让他住在十六区或者讷伊，离他女儿近，离那些咖啡馆远。那才是和家人团聚的样子。”德·博蒙说。
阿布雷乌听懂了。法国公使给出的不是反对，而是一个建议：去巴黎可以，但要住在富人区，不要与流亡者混居。
这个建议后面藏着默许，也藏着法方的底线，他们不会容忍巴黎变成葡萄牙共和派的又一据点。
“这个建议很好。我会转告他的家人。”阿布雷乌说。
德·博蒙拿起桌上的银茶壶，替阿布雷乌添了点茶。“西非那边的事，我听说贵国愿意重新考虑铁路走廊的联合勘界。巴黎对此很感兴趣。
如果勘界进行顺利，也许今年上半年法葡之间还会有一两次技术性会议。这对我们的关系总是好的。”
“勘界的事和今天的事没有联系。”阿布雷乌说。
“当然没有。但好的天气总能让很多事情一起顺利。”德·博蒙说。
阿布雷乌回到外交部后，给卡洛斯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他建议特赦令签署后，立刻为塞尔纳办好护照，联系其女儿在巴黎的住处，并和萨·诺盖拉商定一个安静的离境日期。卡洛斯在报告末尾批了一个字：“可。”
两周后，特赦令正式送达塞尔纳家中。他签收了文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进屋把门关上。
便衣警察当天下午撤走。附近的邻居没有人出门围观，只有报馆的记者在街对面转了两圈，没有等到什么可拍的画面。
一月底的一个清晨，塞尔纳在女婿的陪伴下离开里斯本，乘火车前往巴黎。没有记者送行，没有自由党团的人到站台。他带走了两箱书，一箱衣物。
火车开出圣阿波洛尼亚车站时，他坐在窗边，把脸转向玻璃外面。塔霍河很快消失在灰白的晨雾里。
萨·诺盖拉在当天中午向卡洛斯报告：“人已经出了边境。伊伦站正常放行。法国那边没有动静。”
卡洛斯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让博尔热斯在巴黎的人保持距离。他到了以后，不要接触。等他自己安顿下来。到了三月以后，再以律师协会的名义给他送一张讲座邀请。他接不接都行。
接了，就说明他愿意在法国的框架里做点事。不接，就让他安心养老。”
帕拉尼奥斯问了一句：“如果他接了讲座邀请，那算不算违反‘永远不得担任公职’？”
“当然不算。巴黎的讲座不涉及葡萄牙公职。法律限制的是葡萄牙的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要是愿意在法学院里讲点宪法史，那很好。让他讲。一个在讲台上讲法理的人，比一个在咖啡馆里骂国王的人更无害。”
“我明白。”帕拉尼奥斯说。
卡洛斯站起身，走到窗前。新年的头一个月快要结束，塔霍河上已经有船厂的小火轮在晨雾中拖运钢件。
下个月，西葡军事合作会议要开，玛丽亚王后的预产期在六月，而“路易斯一世”号的下水仪式也在六月。
塞尔纳去了巴黎，这个案子就算真正按进了帝国的记忆里。剩下的，只有一小撮人还会偶尔提起来，用不了多久，连这一小撮人也会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
“政治人物最怕的是被忘记。”卡洛斯说，“塞尔纳现在去了巴黎。他会在那里住下去，慢慢变得和那里的人一样。
过两年，连《商业日报》都不会再想起他。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他得到自由，我们得到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