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的电报是清晨五点到的。值班译电员译到一半，手就有些抖。
埃利塞乌·德·瓦斯康塞洛斯公使在电文中只写了一句话：“苏丹陛下已同意恢复宪法。
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控首都。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事实上已经失去实权，退位恐在数周之内。”
阿布雷乌没有用电话，直接派了王室信使去请巴罗斯·戈麦斯。
上午七点半，两人一起进了王宫。卡洛斯已经穿戴整齐，手里拿着那份电报。
他把电文念了一遍，然后说：“博尔热斯现在到了哪里？”
“前天从马赛登船，预计五天后到伊斯坦布尔。”
阿布雷乌说，“他应该还不知道最新变化。我正要让人发电报追他，让他在雅典停一下，先接触我们驻雅典的领事，那里有更近的情报来源。
直接冲进君士坦丁堡，可能会一头撞进戒严或游行里。”
“让他按原路走。”卡洛斯说，声音沉着，“现在更需要他在伊斯坦布尔，而不是雅典。街上越乱，越要有一个懂阿拉伯语的人在那里看。
雅典领事能给他的，报纸上都有。他需要的是现场。”
巴罗斯·戈麦斯坐下，没有动面前的水杯。
他这两天本来在准备西葡军事合作会议，现在中东突然裂开一道口子。
“陛下，如果阿卜杜勒·哈米德真正退位，我们在摩苏尔的省级许可，法律基础是谁的？
我们的文件上盖的是苏丹的印。新政权承认不承认这些特许，我们得马上搞清楚。
否则德·布里托在西班牙的工厂还没转熟，我们海外另一头的试验站先浮起来。”
他说，“我建议让驻伊斯坦布尔公使馆立即向奥斯曼外交部发一份正式照会，要求确认现有外国商业和农业特许在新宪法框架下的有效性。
不特指摩苏尔。就用‘葡萄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切既存合法利益’这个表述。这样不露骨，但为摩苏尔和巴士拉铺好了路。”
阿布雷乌点头：“可以。措辞我来拟。不过照会什么时候交？太早，新政权还没立稳，可能不回应。
太晚，又显得我们心虚。我判断最佳时间是一周内。那时宪法恢复的消息已经传开，各国都会做类似的事。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卡洛斯站起来，走到东窗边。天已经大亮，街上有报童在喊今天早晨的新号，声音断断续续。
他背对着两位大臣说：“你们都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正式退位。他会不会再拖延？
会不会和青年土耳其党人谈判，用宪法换王位，再撑几年？”
阿布雷乌谨慎地回答：“埃利塞乌在第二份电报里说，宫中已经有苏丹准备让位给弟弟穆罕默德·雷沙德的传言。
他用了‘传言’这个词，但后面跟了一句：王宫门口的禁卫军已经换了防，由驻萨洛尼卡的第三军团派来的军官接管。王位的事，苏丹可能已经说了不算。
至于是直接退位还是先被软禁，只是形式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只剩几天的时间。”巴罗斯·戈麦斯说。
“几天到几周。伊斯坦布尔的事，不能全信电报。”
卡洛斯转身，“但我们不能等最后结局。
马上去找冯·雷希特恩。德国人的消息通常比我们快。
我要知道柏林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真实态度。
他们是想利用新政权加速修铁路，还是想保住阿卜杜勒·哈米德？这两条路会决定我们和德国在中东的配合方式。”
“我下午去德国公使馆。”阿布雷乌说。
下午三点，阿布雷乌在德国公使馆见到了冯·雷希特恩男爵。
男爵的书房里新挂了一幅阿拉伯半岛地图，图上从科威特到摩苏尔用灰色虚线标出了一条未来的铁路支线。
冯·雷希特恩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柏林方面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胜利不可避免。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能不能让国家稳定。
只要巴格达铁路不动，我们愿意与新政府合作。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个人命运，不是德国关心的重点。”
“那葡萄牙在摩苏尔的农业试验站呢？你们知道的，那个项目和巴格达铁路的补给线有间接关系。
如果新政权不承认我们的许可，试验站就得缩小。
我们不想让柏林在美索不达米亚失去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阿布雷乌说得不轻不重。
冯·雷希特恩沉默了几秒。他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摩苏尔的位置。“我已经接到柏林的电报。
德国外交部认为，葡萄牙在摩苏尔的存在对稳定当地农业有正面作用。
我们在巴格达铁路沿线的工地需要粮食，而试验站的农业学堂能帮助本地部落提高收成。
这一点，我们的人会在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接触时适当提及。”
“适当提及。”阿布雷乌重复了一下。
“阁下，柏林的外交官不会把某个试验站的利益列为优先。
但也不会坐视它被新政府清掉。我们会把它放在‘法德外籍机构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合法权利’的议题里。
贵国可以放心，德国的船在巴格达铁路上，和葡萄牙的农业站共享一条河。”
阿布雷乌点头，没有追问更多。冯·雷希特恩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德国在关键时刻会帮葡萄牙说句话，但不会为它下跪。
傍晚，卡洛斯再度把两位大臣和萨·诺盖拉召到王宫。下午新到的电报只有一条：谢里夫侯赛因的代表已在伊斯坦布尔向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祝贺，但私下里派人告诉葡萄牙公使馆，希望葡萄牙在麦加问题上“保持原有的距离感”。
“谢里夫家族果然开始试探新主子了。”萨·诺盖拉说。
“不奇怪。老苏丹失势，侯赛因必须表态。他不可能公开反对立宪派，因为立宪派的口号是恢复议会。阿拉伯省的代表也希望在议会里拿到更多席位。
但他也不希望伊斯坦布尔的新人把手伸到麦加。所以他会先祝贺，然后观察。”卡洛斯说，“这反而对我们有利。谢里夫家族需要在欧洲有一个不会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站在一条线上的朋友。
我们既不亲苏丹，也不亲立宪派。我们只亲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点农业和水泵。对他来说，这比伦敦和柏林都更温和。”
“埃利塞乌建议，在谢里夫家族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正式接触之前，葡萄牙不要向麦加发任何祝贺。因为谢里夫侯赛因现在不需要祝贺，他需要的是空间。”
阿布雷乌说，“我同意这个判断。我们只要观察。博尔热斯到伊斯坦布尔以后，正好能看看立宪派里哪些人在管阿拉伯省份。
他不是外交官，不引人注意。他会混在阿拉伯商人和朝觐代理中间，听他们怎么议论新政府。”
“提醒他一句。别去见谢里夫家族的人。”卡洛斯说，“谢里夫现在满身都是眼睛。
他需要避开旧关系。让博尔热斯去接触那些在君士坦丁堡做粮食生意的阿拉伯中间商，从他们嘴里听真话。等他回来，再决定摩苏尔试验站下一步怎么摆。”
会议结束时，巴罗斯·戈麦斯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摩苏尔的预算，要不要现在就冻结一部分？等局势明朗了再解冻。中东乱起来，钱不能像现在这样按季度汇过去。”
“不冻。”卡洛斯说，“不但不冻，本季度还提前一个星期汇。试验站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正常发薪、正常买种子、正常修水泵。当地人看见葡萄牙人的水车还在转，他们就不会慌。
我们要是也跟着慌，摩苏尔的人心就散了。德国人也会觉得我们经不起风浪。让特谢拉照常工作。让工人们照常拿钱。稳定的工资比任何外交照会都能保护一个海外据点。”
巴罗斯·戈麦斯听后，慢慢点了点头。他当了两个月首相，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帝国在远方的力量，从来不是舰队，而是那些每个月按时发出的薪水和那些依然转动的水车。
奥斯曼帝国正在换骨头，葡萄牙要做的不是站在某一边，而是在尘土落下来之前，继续往自己选定的地方浇水。水车不停，根就不会断。
至于苏丹谁来做，那是伊斯坦布尔自己的事。卡洛斯只关心从摩苏尔到巴士拉之间那几百公里，一条未来的石油带上，现在哪一片土正被水车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