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10日，里斯本，外交部。
阿布雷乌走进卡洛斯的书房时，没有带公文包，手里只有一份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密电抄本。
他的步子比平常快，领带结有些松。卡洛斯正和巴罗斯·戈麦斯讨论南里奥格兰德省铁路支线的拨款问题，看见阿布雷乌的脸色，两人同时停了下来。
“君士坦丁堡的急电。”
阿布雷乌把抄本放在卡洛斯面前，“三天前，马其顿驻军里出现了公开的反叛组织。
奥斯曼第三军团的一批青年军官在萨洛尼卡宣布不再服从苏丹政府的命令，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
联合进步委员会的人站到了前台。他们已经开始向伊斯坦布尔移动。”
巴罗斯·戈麦斯皱起眉。
他才上任五天，第一件送到首相面前的外交急件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剧变。“准确吗？会不会只是一次地方兵变？”
“我们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埃利塞乌·德·瓦斯康塞洛斯连发了两份电报。
第一份说萨洛尼卡的驻军确实已经失控。
第二份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几个城市都策动了兵变，规模超出预期。
他的判断是，这是一场正在逼近伊斯坦布尔的革命。
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政府正在犹豫是派兵镇压还是和谈。”
卡洛斯翻开电报抄本。上面只有几行字，用外交部内部密码译出，字迹是值班秘书的。他看了两遍，然后把纸递给巴罗斯·戈麦斯。
“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我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布局都要重新评估。”阿布雷乌说，“摩苏尔试验站、巴格达铁路的德国人、谢里夫家族的麦加通道，这三条线的中轴，都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时代的平衡。现在中轴在晃。”
“谢里夫家族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系，博尔热斯有判断吗？”卡洛斯问。
“有。
博尔热斯上个月在巴黎见过一位与谢里夫家族有联系的阿拉伯商人。那人告诉他，侯赛因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既期待又警惕。
期待是因为他们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专权，警惕是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核心纲领是加强奥斯曼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越强，谢里夫在汉志的传统自治空间就越小。
侯赛因宁肯和昏庸的苏丹打交道，也不愿和一个高效的新政权共享权力。”
“所以他更希望现状维持。”巴罗斯·戈麦斯插了一句。
“对。
但他不会公开说。
现在马其顿一乱，谢里夫家族会怎么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担心的是我们。
摩苏尔试验站的名义是农业研究和商业合作，挂靠的法律文件是奥斯曼帝国省级许可。
如果政权更迭，新政府是否承认这些许可，是未知数。
特谢拉在周报里说过，摩苏尔省的地方官已经有人开始观望了。
他们在等伊斯坦布尔的风向。”
卡洛斯站了起来。
他走到书房一侧的地图前，用目光找到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路。奥斯曼帝国的一条主要军事干线沿着色雷斯通往首都。
如果萨洛尼卡的军队北上，首都附近并没有足够可靠的部队阻拦。
他在后世的知识里知道这场革命会成功，青年土耳其党人会迫使苏丹恢复宪法，阿卜杜勒·哈米德暂时保住王位，但实权会被消解。
但书房里的其他人不知道。他不能用“我知道未来”的方式说话。
“埃利塞乌在君士坦丁堡待了多久？”卡洛斯问。
“九年。”
阿布雷乌回答，“从1899年起就在那里。他对奥斯曼宫廷很熟悉。他的电报一向谨慎，这次用了‘革命’这个词，说明局势确实已经很严重。”
“巴罗斯·戈麦斯，你怎么看？”
新首相放下电报。他在政策讨论中第一次面对外交议题，但并没有犹豫。
“不管奥斯曼是苏丹还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帝国需要保住三样东西：摩苏尔试验站的合法身份、巴格达铁路的德国合作、阿拉伯部族对我们的信任。
这三样东西都不该随着伊斯坦布尔的政权更迭而消失。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要在这个阶段表态支持任何一方。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旧条约的签字人，青年土耳其党人是可能的新主人。
我们现在跳进去，无论站哪边，都会在另一边失去未来。”
“和我不谋而合。”
卡洛斯说，“我们不是英国，没有地中海舰队替我们的外交官撑腰。也不是德国，没有数万陆军在安纳托利亚修铁路。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把摩苏尔变成任何政府都舍不得赶走的存在。
特谢拉这些年做的事，现在是关键时刻。农业学堂、兽医站、水泵维修点，这些东西看起来毫无政治色彩，但正是它们让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有了一点点根基。
青年土耳其党人不管多么强硬，他们也需要农业、贸易和税收。
他们如果派兵到摩苏尔，看见的是一个葡萄牙人办的学堂，他们就没有理由把我们赶走。”
“但这还不够。”阿布雷乌说，“我们还需要让柏林知道，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德国人在巴格达铁路上的投资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美索不达米亚。
葡萄牙的存在对德国有利。只要德国不放弃我们，我们在摩苏尔就有外交掩护。”
“所以你要和冯·雷希特恩男爵谈一次。”
卡洛斯说，“不是正式照会，就是一次对当前局势的私下交换意见。
告诉他，葡萄牙对奥斯曼内部事务保持中立，但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投资会继续。
我们希望德国在巴格达铁路沿线的利益不会因为这次革命而受损。
如果在未来几周内出现对摩苏尔试验站不利的政策变化，我们相信德国会与葡萄牙保持沟通。
说这种程度就够了。
德国人听得懂。”
巴罗斯·戈麦斯补充道：“我还要让殖民大臣平托和财政部准备一份应急预算。如果摩苏尔试验站需要暂时撤离非核心人员，必须有现成的资金可用。
不需要多，能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就行。这笔钱从海外应急储备里出，不走年度预算。”
“批准。”
卡洛斯说，“不用等枢密院开会。你直接和平托办。
另外，给特谢拉发一份私人密码信。不要用外交部的公开电报频率。
内容就三条：第一，继续以农业学堂为活动中心，不发表任何政治评论。第二，如果当地出现反欧情绪，优先保护本地雇员和学生。第三，如果形势失控，他有权在必要时把非关键设备封存，带着核心钻探数据和人员撤到巴士拉。我不会因此责备他。这个授权只给他一个人，不要写在纸面上。”
阿布雷乌犹豫了一下。“陛下，不写在纸面上，一旦出了事，特谢拉独自做决定，将来可能被国内政敌抓住不放。说他是擅离职守。”
“如果他真的把人和数据带出来，谁说我都会替他挡住。如果他带不出来，写多少授权都没用。”
卡洛斯说，“摩苏尔试验站最值钱的是数据，不是那几台旧水泵。
人在，数据在，我们就能回去。数据和人都没了，留下那几间土房子有什么用？”
巴罗斯·戈麦斯第一次在国王面前没有接话。他看着地图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位置，那里离里斯本太远，远到任何一条命令从发出到执行，中间都要隔上几周。
帝国的力量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只能靠特谢拉们自己做判断。国王的授权不可能从纸面上保护他们，真正能保护他们的，是他们在当地积累的关系。
这也是帝国所有海外据点的共同命运，从坤甸到苏里南，从达尔文港到巴士拉，里斯本发出去的从来不是命令，而是方向。
“另外，给博尔热斯发报。”卡洛斯最后说，“让他从巴黎直接去君士坦丁堡。不是公开外交活动，是以私人身份。
他懂阿拉伯语，和奥斯曼各省的人打过交道。让他去看看，那些新上台的人对阿拉伯省份是什么态度。
不要让埃利塞乌公使出面安排。就让他以远东事务司司长的身份去旅行。到了以后，直接找君士坦丁堡的商人圈子，不要进王宫。
他需要的不是什么高层情报，是街头和集市里那些商人和教士到底怎么看。奥斯曼帝国真正的风向，不在王宫，在巴扎里。”
“我今晚就安排。”阿布雷乌说。
巴罗斯·戈麦斯合上他面前的文件夹。“陛下，我上任第五天就碰上这个。我想起您去年在年报会上说的一句话——帝国可以同时处理四盘棋。现在另一盘棋动起来了。我们在中东的棋，比我想象得要小，但一旦下错，牵动的是整个未来。”
“这盘棋从来不小。”卡洛斯说，“只是我们下棋的方式，一直和别人不同。别人用的是军团和舰队。
我们用的是学堂、水泵和谢里夫的信。现在棋盘开始晃了。我们要看看自己这些年在摩苏尔放下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扎在了土里。”
阿布雷乌和巴罗斯·戈麦斯告辞后，卡洛斯在书房里又站了很久。
他记得1906年摩苏尔试验站正式挂牌时的情形。那时他说过，石油是帝国未来五十年的命脉。现在命脉之上，一场政治地震已经开始。
青年土耳其党人即将上台。一个新的奥斯曼将要把旧苏丹的影子吞掉。卡洛斯知道未来，知道这些年轻人的革命会带来一个更现代也更危险的中东。
但此刻，他必须装成一个只能看到表象的人，和他的大臣们一起，在下一次电报到达之前做好一切能做的事。帝国在远方从来不是靠预言活着，而是靠每一次提前半拍的判断。现在，他需要让这半拍不早不晚地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