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庄伏击战的俘虏被押回槐树沟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押送队伍沿着山路走得很慢。十四个鬼子俘虏被反绑着双手，用一根长麻绳串成一串，走在队伍中间。张大彪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不是怕俘虏逃跑，这些鬼子刚打完仗，身上带伤，体力已经耗尽，跑也跑不了多远。多派人手是李云龙的主意：让沿途各村的老百姓都看见，独立团打了胜仗，活捉了鬼子。这个宣传效果比贴一百张告示都管用。
果然，队伍经过杨村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全涌到路边来看了。有个老大爷拄着拐杖站在路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朝俘虏队伍里吐了一口唾沫——他的儿子去年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害了。押送的战士赶紧把老大爷拦住，说大爷，八路军有纪律，不能虐待俘虏。老大爷把拐杖往地上一顿，说老子没打他已经算客气了。
矢野浩二走在俘虏队伍最前面。他右手上缠着的绷带已经被血洇透了，脸上被硝烟熏得乌黑，两撇小胡子歪歪扭扭地耷拉着，完全没有昨晚刚进村时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头了。他低着头走路，不敢看路边老百姓的眼睛。走到杨村中间那口老井旁边的时候，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从人群里挤出来，对着他骂了一句什么。矢野浩二听不懂中国话，但他听懂了那个语气——那是一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海深仇的语气。他把头压得更低了。
槐树沟团部的院子里，赵刚已经准备好了审问的地方。说是审问室，其实就是团部旁边的一间石头房子，里面摆了一张弹药箱搭的桌子和两条板凳。桌上放了一个搪瓷缸、一个热水壶和一本空白记录本。赵刚特意把房子里的光线调得很柔和——窗户上挂了一块缴获的鬼子军毯，把刺眼的阳光挡住了。这是他在燕京大学学心理学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审问环境太压抑，犯人会产生强烈的对抗心理；环境太舒适，犯人会觉得你在讨好他。不冷不热、不亮不暗，最能让人的心理防线松动。
矢野浩二被带进审问室的时候，赵刚已经在桌子后面坐好了。他没有穿军装外套，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衬衣，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被山风吹得粗糙的胳膊。这个打扮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审问官，更像是一个在田里干完农活顺便来问几句话的教书先生。
“坐下。”赵刚指了指对面的板凳，用日语说。
矢野浩二愣了一下。他不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不是日语——在晋西北这种穷山沟里，一个八路军军官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腔日语。这个意外让他的心理防线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缝。
矢野浩二在板凳上坐下来。赵刚给他倒了一搪瓷缸热水，推到桌子对面。矢野浩二看了看搪瓷缸，没有伸手去拿。
“你的手受伤了，喝点热水会舒服一些。”赵刚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跟一个生了病的邻居说话，“等会儿我们的卫生员会来给你换药。磺胺粉不多，但给你用一点——伤口感染了会很麻烦。”
矢野浩二的喉结动了一下，左手慢慢地伸过去握住了搪瓷缸。热水透过搪瓷缸壁传递的温度让他的手指微微发颤。他低下头喝了一口水，嘴唇干裂的口子碰到热水时疼得他龇了一下牙。
“矢野中尉。”赵刚翻开面前的空白记录本，拿起铅笔，“我不问你军事机密。我知道按照你们军队的条例，军官被俘后只能交代姓名、军衔和部队番号。这些你已经说过了——矢野浩二，中尉，大同独立混成旅团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这些我不再问了。”
矢野浩二抬起头看着赵刚，眼神里多了一丝困惑。
“我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赵刚把铅笔在记录本上轻轻敲了敲，“你来太谷多久了？”
“十一天。”矢野浩二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涉及军事机密，只是个人经历。
“以前驻扎在哪里？”
“大同。后来调到太原，在太原待了三个月，然后跟着吉野大队长调到太谷。”
“大同比太谷冷吧？”
矢野浩二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八路军政委会突然问天气。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大同冬天风很大，太谷这边的风小一些。”
“你家里还有谁？”
矢野浩二的嘴唇抿紧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左手把搪瓷缸握得更紧了。赵刚没有催他，只是安静地等着。铅笔在记录本上没有动——这个问题不需要记录，他只是想了解这个人。
“母亲。”矢野浩二终于开了口，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在广岛。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养大。我入伍以后军饷都寄给她，每个月寄十五日元。”
“十五日元，在广岛能买多少米？”
“够她一个人吃一个月，还能剩一点买鱼。”
赵刚点了点头，在记录本上写了“广岛”两个字，然后放下铅笔。“矢野中尉，你知道广岛在海边，太谷在山里。你从海边来到山里，带着六十多个和你一样从日本各地来的年轻人，去烧一个和你们没有任何仇怨的村庄。你觉得你的母亲如果知道了，她会怎么想？”
矢野浩二的嘴角抽了一下。他没有回答，但握住搪瓷缸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了。
赵刚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他把热水壶往矢野浩二那边推了推，然后换了一个话题：“你们大队长吉野明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矢野浩二犹豫了。这个问题已经踩在了军事机密的边缘，但又不完全是——谈论长官的性格，在军法中是一个模糊地带。
“吉野大队长是关东军出身。”矢野浩二斟酌着字眼，“在东北待了六年，后来调到大同。他打仗很厉害，在东北的时候得过一枚勋章。但他对手下的人很严厉，我们中队有个曹长因为站岗时打瞌睡，被他罚在操场上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发高烧差点死了。”
“他结婚了吗？”
“结了。妻子在东京，有一个女儿，大概三四岁吧。我没见过照片，是听他勤务兵说的。”
赵刚在记录本上又写了几笔。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在闲聊，但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目的——吉野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家庭情况，这些都是情报拼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解敌人的指挥官，就能预判他的决策风格。一个对手下严厉、有家室、急于立功证明自己的指挥官，在面对失败时的反应模式是可以预测的。
审问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赵刚问的问题始终围绕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太谷城里的伙食怎么样、鬼子的士兵多久能收到一次家信、伤员被送到哪里治疗、新调来的特务队和原来的伪军之间关系如何。矢野浩二回答得断断续续，有些问题他直接说“不能说”，但大部分问题他都给了答案——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确实和军事机密无关。
但赵刚知道，这些看似零碎的日常信息拼在一起，就能拼出吉野大队的真实状态。伙食好坏反映后勤补给是否充足——矢野浩二说最近伙食比在太原时差了很多，米饭里掺了高粱，这说明和尚烧掉的那批物资对鬼子的后勤打击还在持续。家信的频率反映部队士气——矢野浩二说在新兵里面已经有人开始抱怨很久没收到家信了，说明邮路不畅，士气在下降。伤员的去向反映医疗条件——矢野浩二说重伤员都被送到太原去了，太谷城里只有一个小型的医务室，连做手术的条件都没有，说明太谷的鬼子弹药和医疗都依赖太原的补给线。
审问结束的时候，陈大脚拎着急救箱进来了。她让矢野浩二把右手伸出来，解开了昨天临时包扎的绷带。伤口已经红肿了——子弹从掌心穿过去，在手掌上留下了一个对穿的口子，边缘的皮肉开始发白，有轻微的化脓迹象。
“感染了。”陈大脚皱了皱眉，从急救箱里拿出碘酒和磺胺粉，“忍着点，碘酒擦上去会很疼。”
矢野浩二听不懂中国话，但他看懂了陈大脚的动作。他点了点头，把脸转向一边。陈大脚用镊子夹着棉球蘸满碘酒，探进伤口里清理坏死组织。矢野浩二的身体猛地绷紧了，牙关咬得咯咯响，但始终没有叫出声来。碘酒在伤口里泛起一层白沫，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陈大脚清理完伤口，撒上磺胺粉，用干净的纱布重新包扎好。她包扎的手法很利落，绷带缠绕的松紧恰到好处——不会松到滑脱，也不会紧到影响血液循环。包扎完毕，她从急救箱里拿出两片止痛片放在桌上。
“疼得受不了就吃一片。一天最多吃两片，吃多了伤胃。”
矢野浩二看着桌上那两片白色的药片，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左手把药片小心地收进了胸前的口袋里。
赵刚站起来，把记录本合上。
“矢野中尉，你今天说的这些话，对我们很有帮助。按照八路军的纪律，你作为战俘会被送到后方战俘管理所。到了那里，你会和其他被俘的日军官兵在一起。你的手伤会有人继续给你换药。如果运气好，你的母亲以后还能收到你从战俘管理所寄出的信。”
矢野浩二站起来，左手扶着桌子边缘，朝赵刚微微鞠了一躬。这是一个日本人表达谢意的姿势，很轻，但很郑重。赵刚点了点头，示意门口的战士把矢野浩二带回关押处。
审问结束后，赵刚花了一个时辰把审问记录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情报分析报告。他的笔迹很工整，每一个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对吉野明夫的个人画像：关东军出身，性格严厉急躁，有家室牵挂，急于在新岗位上立功证明自己。指挥风格倾向于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守，但在遭遇挫折后容易走极端——要么缩回太谷城固守待援，要么赌上全部兵力孤注一掷。
第二部分是太谷城鬼子的兵力部署和补给状况：现有兵力约五百人，但其中三分之一是非战斗人员。弹药和粮食储备因和尚的破坏行动而处于低位，依赖太原方向的补给线。医疗条件差，重伤员无法就地治疗，必须后送太原，说明太谷城的持久作战能力有限。
第三部分是鬼子内部的士气状况：新调来的大同部队和原驻太谷的残余部队之间存在摩擦——矢野浩二在审问中无意间提到，有个原驻太谷的军曹对新来的吉野公开表示过不满，说他一来就害死了半个中队的人。这种内部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化解，会随着战局恶化而加剧。
第四部分是齐思远地下交通站的形势分析：吉野换上的新特务队虽然都是生面孔，但他们在太谷城里没有情报网络基础，目前还在依靠保甲长和伪军提供信息。而保甲长和伪军在太谷待久了，和城里的老百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走漏的渠道是堵不住的。这意味着齐思远的交通站在短期内仍然有活动空间，但必须加紧搜集情报，趁吉野还没完全摸清情况之前多挖一些有用的东西。
赵刚把报告写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措辞，然后拿着报告走到李云龙住的石头房子里。李云龙正坐在弹药箱上擦他的驳壳枪，枪机拆下来摆在面前的木板上，每一个零件都擦得锃亮。他看到赵刚进来，把枪机往旁边一推，接过报告看了起来。
李云龙看东西的速度很快——他不是一行一行地看，而是一页一页地扫，目光在关键信息上停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看完最后一页，他把报告放在桌上，拿起搪瓷缸灌了一口水。
“这个矢野浩二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李云龙问。
“七成。”赵刚在对面坐下来，“有些数字他明显往小里说了——比如太谷城的弹药储备，他说‘够用’，但根据他的伙食情况和后勤补给频率来推算，实际储备可能不到他嘴里说的六成。但是关于吉野的性格和指挥风格，还有鬼子内部的士气问题，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没有躲，语调也平稳。人在说谎的时候会有微小的停顿和眼神漂移——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否则很难控制。”
“你那个燕京大学的先生教过你这个？”
“不是先生教的，是图书馆里一本犯罪心理学书上写的。”
李云龙笑了一声。他拿起赵刚的报告又看了一遍，用手指在“吉野倾向于主动出击”这几个字上敲了敲。
“这是个机会。”李云龙说，“吉野急于翻本，手下兵力和弹药都不够，但又不敢违抗太原的命令——太原给他的命令多半是固守太谷城，别轻举妄动。他在两难之间最难受，这时候最容易犯错。”
“你想怎么利用这个机会？”
李云龙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在太谷城周围画了一圈。太谷城北面是正太铁路，鬼子的补给线；南面是通往青崖沟的山路，东阳庄就在这条路上；西面是祁县，东面是平遥，都是鬼子的外围据点。
“如果我是吉野，被人在城门口炸了岗楼，又被人把报复扫荡的中队全歼了，最想做的是什么？”李云龙自问自答，“是找回面子。但兵不够，弹药不够，硬打打不过。那就只能玩阴的——派特务队渗透到根据地来，暗杀几个干部，烧个粮站，然后在太谷城里贴告示说是皇军的战果。投入小，见效快，风险低。”
“所以太谷城里的特务队换防，不只是为了防消息走漏，也是在做渗透的准备？”赵刚的眉头皱了起来。
“十有八九。”李云龙转过身来，“那批从大同调来的特务队，在太谷城里是生面孔，但他们大概率受过渗透训练。把他们派到根据地来，装成逃难的百姓、做买卖的货郎、走亲戚的庄稼人，咱们很难辨认。趁咱们不注意搞几次破坏，吉野就能在太原那边交差了。”
赵刚把报告翻开，在空白处飞快地记了几笔。他想起齐思远在最近一封电报里提到过——太谷城外最近多了几个“做小买卖”的陌生人，口音是山西北边大同那边的，说是逃难来的，但包袱里带的东西不像是逃难的人该有的——有一套换洗的干净衣服，还有一个半旧的怀表。当时齐思远没往深处想，现在看来确实不对头。
“我得马上给齐思远发报。”赵刚站起来，“让他留意太谷城周围的陌生人，特别是那些刚来不久就开始四处打听消息的。”
“还有一件事。”李云龙叫住他，“矢野浩二说吉野有个女儿，三四岁。这话你信不信？”
赵刚想了想：“应该是真的。这种个人细节没必要编。”
“那就是说，吉野不是一个冷血的战争机器。他有家有口，有牵挂。”李云龙坐下来，手指在桌上慢慢敲着，“这种人打仗虽然狠，但有软肋。他的软肋就是他太想立功——不是因为信仰多坚定，是因为他想活着回去见老婆孩子。为了立功，他会犯错。”
李云龙的这句话，在几天后得到了印证。
第五天上午，齐思远从太谷发来急电。电报的内容让赵刚译完之后直接跑着去找李云龙。
“老李，齐思远确认了！太谷城里的特务队确实在准备渗透。他们找了三个本地伪军当向导，目标方向是槐树沟和枣林坪——咱们的团部和粮站。齐思远说具体出动时间还没定，但就在这几天。”
李云龙把电报看完，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那不是高兴的笑，是一个猎人看到猎物踩进了自己预设的陷阱时才会有的笑。
“来得正好。”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让和尚的特战队在槐树沟外围设伏。特务队不是擅长渗透吗？让他们渗透进来——只不过渗透进来容易，想出去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