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没什么事吧？”女人站起来，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拿起放在门口的那把旧扫帚，开始扫地上的灰。
“没有。”我说。
“那就好。”她顿了顿，“对了，你昨天说要做的那道菜，我买了材料了，晚上做给你吃。”
我想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菜，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好像确实说过。
脑子里的记忆像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乱糟糟的，理不清。
女人是这间便利店的老板，姓徐，叫徐静。
我在她这里上了五年夜班。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便利店、出租屋、便利店、出租屋，两点一线，日复一日。
有时候会觉得日子太慢了，慢得像蜗牛爬，慢得让人发慌。
但更多的时候，日子是不被察觉的，像水从指缝间流走，你感觉不到它流，等你感觉到了，已经流了很多。
徐静比我大几岁，但她从不说自己多大，我也没问过。
她的过去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为什么一个人在长春开便利店，不知道她有没有家人、有没有朋友。
她从不提起，我也不追问。
有些事，问了是添麻烦，不问是省事。
这是我这几年学会的道理。
夏天的时候，便利店生意好，晚上来买东西的人多。
我坐在收银台后面，一边扫码一边跟客人闲聊，聊几句不痛不痒的家常。
有时候会有醉鬼来买烟，满身酒气，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不跟他们计较，递了烟收了钱就让走。
也有时候会有年轻情侣来买东西，女孩挑零食，男孩掏钱，甜甜蜜蜜的，看着就让人想叹气。
徐静有时候从楼上下来，给我带一杯热茶，说一句“辛苦了”，又上楼去了。
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不值钱，但喝在嘴里就是香。
有一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雨打在便利店的雨棚上，啪啪啪的，吵得人心烦。
快十二点的时候，店里的客人走光了，只剩我一个。
我关了店里的灯，只留收银台上面那一盏。
昏黄的灯光照在货架上，照在冰柜上，照在地板上，像一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岛屿。
徐静从楼上下来了。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头发散着，拖鞋是粉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穿睡衣的样子，愣了一下。
“还没睡？”我问。
“睡不着。”她在收银台旁边的高脚凳上坐下，两只脚踩在凳脚的横杠上，膝盖并拢，像个还没长大的小姑娘，“雨太大了，吵得人睡不着。”
我给她倒了杯茶。她接过去，捧在手心里，不喝，就那么捧着。
“张阳，”她忽然开口了，“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去哪里？”
“哪里都行。”她说，“你才二十几岁，总不能一辈子在便利店上夜班吧？”
我想了想，说：“没想过。”
“你就没想过做点别的？”
“做什么？”
她被我反问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个人，真是……没劲。”
我也笑了。
雨停了，她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茶上楼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不是喜欢，不是爱，是一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蹭了一下、痒痒的却又抓不到的感觉。
那年冬天，栓柱来了。
他是从屯子里出来的，说是来城里找活干，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就先在便利店住下了。
他睡在库房里，用纸壳子铺地，上面盖一件军大衣。
我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
后来我给他买了一床被子，他抱着被子在库房里站了好一会儿，眼眶红红的，说阳哥，你真是个好人。
我被他看得不自在，转身走了。
栓柱后来也在便利店上班了，白班，替我分担了不少。
他这个人嘴笨，不会跟客人说漂亮话，但干活实在，货架永远是满的，地板永远是干净的，冰柜里的水永远是够冰的。
徐静说他是个好孩子，我说他是个傻小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有一天，我跟徐静说起了我做的那个梦。
我说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山里，山里有树，有石头，有雾，还有别的东西。
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它在追我，我拼命跑，跑不动，腿像灌了铅，手像被什么拽着。
“后来呢？”徐静问。
“后来我就醒了。”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也许吧。”
她没再问。
那个梦我做过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
有时候是在山里，有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湖面上，湖面是黑的，看不见底。
有时候是在一座很高的楼顶上，楼是白色的，很高，没有楼梯，没有电梯，不知道怎么上去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来。
但每次梦里都有一个东西在追我，我看不清它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它越来越近了。
近到我能听见它的呼吸，近到我能闻到它身上的味道——是那种很久不通风的旧房子里才有的潮气和霉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快被追上了，但每次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徐静有时候会注意到我的黑眼圈。
“你昨晚又没睡好？”
“还好。”
“别太累了。”她看着我，“你要是累垮了，谁帮我守夜班？”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有一天晚上，栓柱忽然问我：“阳哥，你是不是喜欢静姐？”
我在洗拖把，水龙头哗哗地响。
我愣了一下，关掉水龙头。
“你瞎说什么？”
“我没瞎说。”栓柱蹲在旁边，帮我把拖把拧干，“你看她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
“哪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栓柱想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
我没理他。
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