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已注视完毕”——沈砚把这句话，写在纸上，又划掉，再写，再划掉。
“注视”两个字，他琢磨了一夜。
“注视，不是‘看’。”第二天一早，他把这句话，说给全组听，“看，是眼睛的事；注视，是‘位置’的事——有人在看，说明，有人在。”
“有人？”老周问，“谁在？”
“不知道。”沈砚说，“可我知道，他‘注视完毕’了——他看完了。看完了，他就要‘收场’了。”
“收场，”白露问，“怎么收？”
“收场，”沈砚说，“是戏的最后一环——演完了，收灯光，收道具，收人。收场的人，不是演员，是‘场务’。”
“场务？”
“是。”沈砚说，“片场里，负责收场的，是场务。可这场‘收场’，规模太大——收的，是整座影城。收这座城的人，得是‘管整座城的人’。”
“管整座城的人，”阿凯说，“不就是，管理者？”
“是。”沈砚说，“管理者，注视完毕了——他该来，收场了。”
“那，”小满问，“我们怎么办？”
“我们，”沈砚说，“先把他，找出来。”
找管理者，沈砚用的是最笨，也最稳的办法：回放。
他把总控台十六块屏幕的录像，全部调出来——从《临时演员》杀青那天，到昨天夜里，整整一个月的画面，一帧一帧，往回放。
十六块屏幕，十六倍速，同时倒放。画面，像倒流的河，一座一座片场的戏，从尾到头，从“杀青”，回到“开机”。
沈砚盯着那面墙，一盯，就是一天。
第二天傍晚，他找到了。
“停。”他对阿凯说，“第三块屏幕，回放，昨天凌晨两点。”
阿凯把第三块屏幕，倒回昨天凌晨两点。画面，是主摄影棚——灯，亮着。可棚里，没有人。
“没人？”阿凯说。
“再倒。”沈砚说，“慢放，零点三倍速。”
画面，以极慢的速度，往回走。走到凌晨一点四十七分的时候，画面里，主摄影棚的门口，多了一道影。
影，是人的轮廓。不高，不矮，穿着——一件深色的，长大衣。
“大衣，”阿凯说，“谁穿大衣？”
“剪接师。”沈砚说，“刘伯，一年四季，都穿大衣。”
“是刘伯？”老周问，“他半夜，去主摄影棚干嘛？”
“他不是刘伯。”沈砚盯着那道影，“你看——大衣下摆，不动。”
“不动？”
“人走路，大衣下摆，会晃。”沈砚说，“可这道影，大衣下摆，没有晃——他不是‘走’进去的，他是‘显’出来的。”
“显出来的，”白露说，“像空版上，显字一样？”
“像。”沈砚说，“他是一道，从画面里，‘显’出来的影。”
沈砚把画面，继续往后放。那道影，在主摄影棚里，站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转过身，面向镜头。
“转过来了！”阿凯说，“这次，能看清脸——”
画面，定格。
那道影，转向镜头。可他的脸，仍然，看不清——不是模糊，是“空”。整张脸的位置，像被什么，从画面里，挖掉了一块。
“脸，”白露说，“是空的。”
“不是空的。”沈砚说，“是被‘剪’掉的。”
“剪掉？”阿凯问，“脸，还能剪？”
“能。”沈砚说，“剪接师剪片子，剪的是‘画面’。他剪掉一个人的脸，那个人的脸，在片场里，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白露说，“那他是谁？”
沈砚没有回答。他看着那道影——大衣，深色，身形，微微佝偻。他忽然，想起第三页结尾，那道模糊的人影；想起杀青那晚，广播里，那个“已经死了三十年”的声音。
“是他。”沈砚说，“第三页结尾，出现过的人影。”
“贺临川？”老周的声音，一下子变了，“他……还在？”
“他不在。”沈砚说，“可他的‘影’，在。”
“影？”白露问，“什么意思？”
“意思是，”沈砚说，“有人，把贺临川的‘影’，留在了片场里——像剪接师，把一段戏，剪进片子一样。”
他站起来：“走，去主摄影棚。”
老周跟着他，出了总控台。两个人，穿过片场中央，往主摄影棚走。
夜里的影城，灯，亮着。可主摄影棚那一片，黑着——像整座城里，被人，挖走了一块。
“老周，”沈砚边走边说，“一会儿，不管看见什么，别喊。”
“为什么？”
“因为，”沈砚说，“喊，会把‘戏’引过来。”
老周没有再问。他握着手电，跟着沈砚，走到主摄影棚的门口。
门，开着一条缝。
沈砚伸手，推门。门，刚推开一半，棚里，一道人影，一闪而过——不是跑，是“移”，像画面，被人拖了一帧。
“在那儿！”老周喊了一声，追了进去。
他追进棚里。棚里，很暗。手电的光，扫过去——没有布景，没有道具，只有一片，平整的水泥地。
“人呢？”老周问。
“没影了。”沈砚说。
“怎么没的？”
“不是没的，”沈砚说，“是‘剪’掉的——他闪进棚里那一帧，被剪掉了。我们看见的，是剪辑前的‘毛片’；他停下的地方，是剪辑后的‘成片’。”
老周听得，后背发凉：“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制片人。”沈砚说，“制片人，看毛片，看成片，是基本功。”
他打开棚里的配电箱，把灯，重新打开。
灯，亮了。
棚里，空荡荡的。地的中央，摆着一把椅子——导椅。
沈砚走过去。导椅上，放着一只扩音器——老式的，铁皮的，喇叭口，锈得发黑。扩音器旁边，压着一盘卡带。
“扩音器，”老周说，“谁把这玩意儿，放这儿了？”
“不知道。”沈砚说，“可它在这儿，说明，有人，想让我们听。”
他把扩音器拿起来，翻过来，看底部。底部，有一个插头，和一段卷起来的电线。电线，接的，是卡带机芯。
沈砚把卡带，装进去，按下播放键。
扩音器里，先是一阵沙沙的底噪。然后，一个声音，从锈蚀的喇叭里，传出来。
声音，很老。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对着话筒说话。
“你听见这段录音的时候，第四页，应该，已经写完了。”
“写完第四页的人，是‘最后一位主角’。”
“最后一位主角，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最后一页，不在第四页里。”
“最后一页，在——”
录音，断了。
不是卡带断了——是声音，说到一半，自己，停了。喇叭里，只剩下沙沙的底噪，像一段，被人剪断的胶片。
沈砚握着那只扩音器，站在空荡荡的摄影棚中央，很久，没有动。
“最后一页，”他轻声说，“不在第四页里。”
他抬起头。棚顶，那盏重新亮起来的灯，悬在头顶，照着他，也照着那把，空着的导椅。
“那它，”他说，“在哪儿？”
“沈制片，”老周在旁边，开口，“这声音，是贺临川的？”
“是他。”沈砚说。
“你听出来了？”老周问，“你见过他？”
“我没见过他。”沈砚说，“可我听过他的声音——杀青那晚，广播里，那个‘已经死了三十年’的声音，就是它。”
“广播，”老周说，“那广播，到底是谁在放？”
“放广播的，”沈砚说，“是管理者。可说话的人——是贺临川。”
“他死了三十年，”老周说，“还能说话？”
“他不能。”沈砚说，“可他的‘影’，能。”
老周没有再问。他站在那把导椅旁边，低头，看着那只锈蚀的扩音器，很久，才说：“他说，你是‘最后一位主角’。”
“是。”沈砚说。
“那，”老周说，“最后一页，是他，留给你的？”
“是他留给我的，”沈砚说，“还是他留给‘最后一位主角’的——等找到那一页，就知道了。”
扩音器里，沙沙声，还在响。像有人，在等着，他把这句话，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