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仓房里被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洋芋和番薯，朱由校几步就走上前，亲自从木制架子上拿下一块来。
放在手里掂了掂，又仔细看了看，确认这就是自己在后世见到过的洋芋，朱由校放下心的同时，便又拿起一块番薯。
同样和后世的番薯看起来没什么差别， 只是两样东西，都明显体型很小，完全不似朱由校见过的那般大。
尤其是洋芋，朱由校一眼望去，架子上摆放的这些，竟大多和鸡子差不多大。
转过身，朱由校对徐光启道：“徐光启，你对这两种新粮很熟悉？”
“臣不敢欺瞒陛下，臣只试种过番薯，对洋芋知之甚少。”
朱由校微微颔首，继续道：“你方才在衙门口要说什么？”
“陛下，还请看这里。”
徐光启没回答朱由校的问题，而是走到一个木桶前，转身对朱由校道。
后者和黄立极等人走到木桶前，俯身一看，就见里面装的竟是半桶土，上面还种着几株青绿色的植物。
“陛下，诸位，这就是番薯的种苗。”
“是陈邦弼从福建带过来的。”
听到这个名字，朱由校很自然的，便将之和方才衙门口那人联系上了。
“陈邦弼和陈振龙是什么关系？”
朱由校的问题，让徐光启一愣，旋即有些吃惊道：“陛下竟然知道陈振龙？”
“朕知道的……朕知道。”
朱由校多的也没说，随口回了一句。
徐光启也没细问，而是拱手回道：“陈邦弼乃陈振龙长孙。”
朱由校微微颔首，转头去搜寻方才那中年人，见仓房里没看到，便对魏忠贤使了个眼色。
稍顷，被随驾护卫拦在外面的陈邦弼，便弓着身子，迈着小碎步来到朱由校面前，跪地道：“草民……”
朱由校神色和善道：“起来吧，这里又不是朝堂，站着回话。”
“谢皇帝老爷。”
陈邦弼直起身后，一脸的感激之色，他本是南来北往的商贾，各色官差见过不知多少，平日里那些当官儿的，当差的，可都是趾高气扬。
但没想到，这大明朝最大的皇帝老爷，竟是不像那些当官儿的，动不动就让人给他们下跪。
朱由校不知陈邦弼心里在想什么，一指木桶中的幼苗，便对其问道：“这是你从福建带来的？”
“是，福建布政使司的大老爷命福州府长乐先寻到草民，让草民带几名老农，护送苗种进京。”
“一路上没少花银子吧？”
“福建距离京城何止千里，一路行来，还要护送苗种，想必是花费不少。”
“府衙倒是支应了一些盘缠，足够……”
“足够什么足够。”
“朕还不知道他们这些当官儿的？”
“等稍后，朕赏赐你些银钱，以酬你不远千里送苗种进京之功。”
朱由校一句话，把在场这些人都给捎带进去了。
户部尚书郭允厚轻咳几声，没给陈邦弼谢恩的机会，拿着一块番薯，对徐光启问道：“玄扈先生，这番薯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向朝廷上书，建议朝廷推广种植的甘薯？”
“回郭部堂，此确实就是当初徐某上书神宗皇帝的甘薯。”
闻言，几位内阁阁臣，连同吏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薛凤翔，全都皱起了眉头。
薛凤翔神色凝重道：“橘逾淮而北为枳，这甘……番薯在福建、广东、松江等地或许可以种植，但在江北恐是难以成活吧？”
“就算是成活了，产量恐怕也不如粟、麦。”
“薛部堂此言差矣，当初徐某就曾……”
“好了。”
“朕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
朱由校适时的开口打断了徐光启，然后郑重的对其问道：“你在松江试种番薯，认为这种留种办法可行否？”
顺着朱由校手指的方向，徐光启看了眼木桶中的幼苗，面色一肃道：“回陛下，在江北绝对不能如此留种。”
“这几桶幼苗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月份，还能活着被送进京城，全赖陈邦弼他们一路悉心照料。”
“朝廷若想在北方种植甘薯的话，非得用传卵法不可。”
“所谓传卵法，就是在霜降前后收薯，挑选无伤、近根生的小圆薯种，晾干水汽。”
“入地窖，窖深一丈左右，利用地温保温，窖内不直接埋进湿土里，得用干草、干沙土分层隔开堆放，然后封住窖口，留通气小口，防冻、防闷湿。”
“如此，次年便可以继续栽种。”
“这都是臣经过数年试验，保证绝对可行。”
郭允厚听徐光启说完后，追问道：“亩产多少？”
“许某在松江家中栽种的甘薯，一亩地可得鲜甘薯数十石。”
徐光启的声音也高了许多。
如今距离他给神宗皇帝上书，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今上终于又起了推广甘薯的心思，他怎能不激动。
哪知，郭允厚却摆了摆手道：“玄扈先生，这里也没旁人，你实话实说，就按承重，莫要按斛来算。”
都是老中医，你把你那一套收一收。
果然，郭允厚此话一出，徐光启的神色明显不似方才。
朱由校眼睛一眯，转头对一旁都听傻了的陈邦弼问道：“陈邦弼，你和朕说说，福建那边的番薯产量如何？”
“那个……”
小心看了眼徐光启，陈邦弼有些紧张的动了动喉结。
“放心大胆的说，朕还在这里呢。”
“是，是。”
“回皇帝老爷的话，番薯在福建那边儿，上等的田地，一亩能收获约万余斤。”
“中等的田地能收个七八千斤。”
“下等地最少，但也能收五六千斤。”
“嘶……”
徐光启的话，黄立极、郭允厚他们不信，但陈邦弼的话，他们倒是信了七成。
这么大的产量，让几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但陈邦弼又紧接着补充道：“这都是鲜的番薯，还得晾干。”
“按草民这么多年的经验，每一万斤鲜的番薯，晒干后能剩三千五百斤多一点。”
“大约三斤鲜薯晒一斤薯干。”
“三斤鲜薯晒干可得一斤，三千斤晒干后就是一千斤。”
“下等田可得六千斤鲜薯，也就是两千斤薯干。”
“如今北方一亩地种粟米的话，可得五百斤，这还是丰年、良田。”
郭允厚这位大明朝的大管家，在陈邦弼说完后，便快速的算起账来。
（明朝有试验这个词哈，意思也是一样，徐光启、宋应星、朱载堉、王士祯都曾在书里用过这个词）
（文中关于番薯的亩产数据，是来自清朝乾隆年间，没找到这个时期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