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是在傍晚时分推开正屋门的。他手里抱着一摞竹简，脸色比陇西的黄土还难看。
“少郎，粮食的事，得说道说道了。”
古时月正在看陈实刚送来的流民登记册，闻言抬起头。吴伯跟了老古三十年，管了古家二十年的粮仓，从没见他主动来“说道”过什么。
“坐下说。”
吴伯没坐，把竹简摊在桌上，一根一根地指给古时月看。
“这是上月收的粮，这是本月支的粮。”他的手指在竹简上移动，声音越来越沉，“上月底存粮合计一千二百石。本月庄上原有人口三百出头，安民营新收流民四百二十七，合计七百四十余口。每人每天按两顿算，一天耗粮近十五石。一个月就是四百五十石。”
他抬起头，看着古时月。
“一千二百石存粮，满打满算，撑不到三个月。这还没算牲口吃的，没算种粮预留的。若算上，连两个半月都撑不住。”
古时月没有说话。
吴伯又说：“少郎，流民还在增加。今天又来了三十多个，明天可能更多。再这么收下去，粮食吃完了，庄上自己的人也得饿肚子。”
古时月放下竹简，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安民营的炊烟正在升起。四百多人的晚饭，光烧柴就要烧掉好几担。他看见几个妇人在营门口支锅熬粥，孩子们端着陶碗排队，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翻滚的黍米。
“吴伯，你觉得该怎么办？”
吴伯迟疑了一下：“少郎，老汉斗胆说一句——不能再收了。再收，庄上撑不住。”
古时月转过身，看着吴伯。
“不收，那些人怎么办？”
吴伯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古时月没有责备吴伯。吴伯管了二十年粮仓，他的职责是保证庄上的人不饿肚子，不是保证天下人不饿肚子。两个人的立场不同，没有对错。
“让我想想。”
吴伯抱着竹简退了出去。
古时月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在算一笔更大的账——不是粮食的账，是人的账。
七百多口人，一天消耗十五石粮食。以工代赈，能干活的人自己挣口粮，不能干的人由庄园兜底。这是唯一的路。
但要算出怎么代、怎么赈，需要更细的数字。
“去请陈实来。”
陈实来得很快。他住的地方离正屋不远，随叫随到。
“少郎，有什么事？”
古时月把粮食的问题说了一遍，然后问：“安民营的四百多人里，能干活的青壮有多少？老弱妇孺有多少？你给我拆开算。”
陈实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竹简——那是他这几天的登记底稿。
“少郎稍等，容我算一算。”
他蹲在地上，用木炭在木板上列数字。四百二十七人，其中成年男子一百五十三人，成年女子一百八十一人，十五岁以下孩子六十二人，六十岁以上老人三十一人。
“成年男子中，有伤病不能干活的大概二十人。成年女子中，怀孕、哺乳、有病的约四十人。”陈实抬起头，“粗略估算，能干活的青壮男女，大概二百五十人左右。”
“二百五十人能干活，剩下近两百人是老弱妇孺。”
“正是。”
古时月点了点头，心里有了数。
第二天一早，他召集了吴伯、陈实、铁娃，在正屋里议出了以工代赈的方案。
方案写在竹简上，一共四条——
第一条，安民营中所有能干活的人，按出工量领口粮。每人每天定额是修路五尺、或挖渠一丈、或砍柴百斤。完成定额者，日领黍米两升。超额完成者，加口粮或折钱。
第二条，不能干活的老弱妇孺，由庄园统一配给最低口粮。每人每天黍米一升，保证不饿死。
第三条，安民营中所有青壮男子，除已在民兵序列者外，其余全部编入劳动队，由陈实统一调度。每日出工登记，收工领粮。
第四条，粮食出入改为每日一报，由陈实登记、吴伯复核、古时月审批。任何一笔粮食的进出，都要有三个人签字。
铁娃看完方案，挠了挠头：“石哥，这不是跟咱们练兵一个理儿吗？干得多得得多，干得少得得少，不干不得。”
“对。”古时月说，“练兵是这个理儿，过日子也是这个理儿。”
吴伯没说话，他在算账。
二百五十个劳动力，每人每天两升黍米，一天就是五石。加上老弱妇孺每人一升，约两石。加上庄上原有三百人的消耗，一天总耗粮在十二石左右。比现在少三石，一个月能省近一百石。
“少郎，这个法子，能撑到秋收吗？”吴伯问。
“撑不到。”古时月直言不讳，“但能多撑一个月。多撑一个月，就多一个月的时间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开源。”古时月说，“开荒、种菜、打猎、捕鱼、以粮换物、以物换粮。法子多了，就看能不能做起来。”
吴伯不再问了。
以工代赈的方案在安民营张榜公布后，反应不一。
能干活的人觉得公平——干多少活吃多少饭，天经地义。不能干活的老弱妇孺有些担心，怕被克扣口粮。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找陈实：“陈书吏，俺干不动活了，你们不会把俺赶出去吧？”
陈实蹲下来，温声说：“老人家放心，少郎说了，老弱妇孺统一配给口粮，每天一升，饿不着您。”
老太太又问：“一升够干啥？俺年轻时候一顿能吃三升。”
陈实哭笑不得，但还是耐心解释：“一升是保底的。您虽然不能干活，但可以帮人带孩子、择菜、烧水，这些轻省的活计，做了也能多领粮。”
老太太想了想，答应了。
方案实施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分配，而是人心。
安民营里开始有人嘀咕：凭什么他干得多就吃得多？不是说好了救济吗？怎么还分三六九等？
嘀咕声传到古时月耳朵里，他没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让铁娃带人在安民营门口支了一口大锅，煮了一锅黍米粥。锅旁边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四个字——“不劳不得”。
然后他自己端着碗，站在锅前面，舀了一碗粥，喝给所有人看。
“这锅粥，是给干活的人喝的。”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清楚了，“干多少活，喝多少粥。不干活，喝稀的，只保命。想喝稠的，拿锄头来换。”
人群里有人说：“少郎，俺们逃难来的，哪有力气干活？”
古时月放下碗，看着那个人。
“你不是没力气，你是不想干。不想干的人，在我这里留不住。你可以走，往西走一百里，还有别的庄子。但我告诉你，那个庄子不会给你粥喝，只会拿刀赶你。”
那人缩了缩脖子，不说话了。
以工代赈的第三天，劳动队正式拉了出去。
陈实把二百五十个劳动力分成了五个队，每队五十人，设一名队长。第一队去修路，把庄园通往官道的土路加宽平整；第二队去挖渠，引水灌溉庄北的旱地；第三队进山砍柴，储备过冬的柴火；第四队修缮安民营的窝棚，加固防雨；第五队跟着老赵学木工、跟着丁满学打铁、跟着李翁学采药。
古时月每天亲自去各队巡查。
修路的队干得最慢，因为工具不够，只有几把镐头，大部分人用手刨。古时月让人从库房里翻出多余的锄头和铁锹，又让丁满连夜赶制了一批。
挖渠的队干得最快。陇西的土松，挖起来不费力。三天就挖了快两百丈。
进山砍柴的队最辛苦，来回要走十几里路，肩上还要扛着百来斤的柴。但砍柴队的口粮是最高的——每人每天三升黍米，比定额多一升。重赏之下，没人喊累。
到了第七天，以工代赈的效果开始显现。
安民营不再是窝在窝棚里等粥喝的流民营，而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有人修路、有人挖渠、有人砍柴、有人学手艺。孩子们在营门口跑来跑去，老人们在树荫下择菜、烧水、带孙辈。
铁娃看完这个场景，对古时月说：“石哥，这才几天，这些人就不像流民了。”
古时月站在田埂上，看着远处正在挖渠的人群。
“人不能闲着。闲着就胡思乱想，闲着就会闹事。让他们忙起来，有活干、有粮吃、有盼头，他们就是咱们的人。”
铁娃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傍晚时分，吴伯来报账。
“少郎，这一周粮食消耗，比上周少了将近二十石。按照这个速度，存粮能撑到秋收——但前提是不能再收流民了。”
古时月看着账册上的数字，沉默了一会儿。
“吴伯，流民还会来的。”
吴伯叹了口气，他知道少郎说的是实话。
“那怎么办？”
“继续收。但不能白收。”古时月在账册上批了一行字，“安民营满员上限六百人。超过六百，不再收单身青壮，只收妇孺和老弱。妇孺老弱的口粮消耗少，且能给庄上做轻活。”
吴伯算了算，这个办法行得通。
安民营满员六百，加上庄上原有三百，总共九百人。九百张嘴，靠一千二百石存粮撑到秋收，需要精打细算到每一粒米。
但至少，能撑下去。
夜里，古时月在正屋看账册，沐朝歌端了一碗药汤进来。
“这是什么？”古时月闻了闻，苦味冲鼻。
“黄芪、党参炖的汤，补气的。你这几天瘦了不少，别等倒了。”沐朝歌把碗放在他面前。
古时月端起碗，一口气喝完，苦得皱了下眉头。
沐朝歌在他对面坐下，看着桌上的账册和竹简。
“粮食的事，能撑住吗？”
“撑得住。”古时月擦了擦嘴，“但得算着吃，不能敞开了吃。”
“安民营那边的流民，没有闹事的吧？”
“目前没有。”古时月靠在椅背上，“干活领粮，公平合理，闹什么？闹事的人不是饿的，是懒的。懒的在我这里待不住。”
沐朝歌看着他，忽然说：“你比以前更像个主事的人了。”
古时月愣了一下。
“我说不上来。”沐朝歌歪着头想了想，“以前你做事，像是脑子里有个现成的答案，照着做就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会在没有答案的事情上想很久，然后拿出一个不是现成的办法。”
古时月想了想她的话，说：“以前想的是‘对不对’，现在想的是‘能不能’。”
“有区别吗？”
“有。‘对不对’是理，‘能不能’是命。”古时月站起来，走到窗前，“理对的事，不一定能活命。能活命的事，不一定要完全合道理。”
沐朝歌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窗外的安民营还亮着灯。那是劳动队的人在加班——不是被逼的，是自愿的。超额完成定额有额外口粮，多干多得，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古时月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安民营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
他转过身，对沐朝歌说：“睡吧，明天还要去工地看看。”
沐朝歌点了点头，端起空碗出去了。
古时月吹熄了灯。黑暗中，他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号子声——那是挖渠队在连夜赶工，有人喊着号子，像上辈子在纪录片里听到的那种。粗犷的、质朴的、带着黄土气息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
粮食的账还没有算完，但至少，今晚不会有人饿着肚子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