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年正月初九，庄园的年节气氛还没完全散去。正堂门口的红灯笼还挂着，但纸已经有些发白了。成英公一大早就来了，手里抱着一摞竹简，堆在案上足有一尺高。古时月正在喝粥，见他进来，放下碗，看了一眼那摞竹简。
“成公，这是什么？”
“账。”成英公把竹简分成几堆，“这是军谋府的作战记录和斥候报告，这是治政府的编户册和赋税账，这是法曹的判案记录，这是金曹的盐铁收支，这是仓曹的粮储账，这是军器坊的产量登记，这是传习所的出诊册，这是蒙学的在册学生名单。”
他一边分一边说，每分一堆就报一个名字，像是在清点自己的家当。分完之后，他站在案前，看着那七堆竹简，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主公，这些东西，每一堆都是一笔明白账。但它们分散在各房各曹，从来没有合在一起看过。”
古时月放下粥碗，看着那七堆竹简。他知道成英公说的是实话。庄园从建安元年到现在，制度建设一项接一项地推，每推一项就多一堆账册。军谋府的账在贾诩那里，治政府的账在他自己手里，法曹的账在吴硕那里，金曹、仓曹、军器坊、传习所、蒙学——各有各的档案，各有各的格式，从来没有汇总过。
“主公，”成英公的语气郑重起来，“我想做一次全面统计。把庄园所有的人口、耕地、粮食、军械、医教、蒙学数据，全部汇总到一本总册里。不看分账，看总账。不看局部，看全局。”
古时月没有马上答应。他站起身，走到那七堆竹简前，蹲下来，随手拿起一卷翻开。那是军器坊去年的产量登记，每月的矛头、箭镞、农具数量记得很清楚，末尾还有老丁头的签章。他又拿起另一卷，是法曹的判案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屯某人因私斗被罚粮若干，判官签名，当事人按印。再拿起一卷，是传习所的出诊册，某村某人生病，卫生员某诊视，用药某，复诊某日。
每一卷都是清晰的，每一笔账都是对的。但它们之间没有关联——军器坊的产量与法曹的判案无关，传习所的出诊与仓曹的粮储无关。它们像七条平行的线，各自延伸，从不相交。
“成公，”古时月放下竹简，站起来，“你想做的，不是简单的汇总。是把这七条线拧成一股绳。”
成英公点了点头：“正是。人口多少，决定了能出多少劳力、养多少兵。耕地多少，决定了能收多少粮。粮储多少，决定了能撑多久。军械产量多少，决定了能打多大的仗。医教覆盖多少，决定了百姓能活多久、兵员能补充多快。这些数字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体的。不看一体，只看孤立，就像打仗只看前锋不看后援——早晚要吃亏。”
古时月在堂中踱了两步，停在那七堆竹简前。他想起了贾诩常说的一句话——“治政府有了数，军谋府就有了底。”没有数，就没有底。而“数”不是一堆散乱的数字，是经过整理、比对、核验之后能够相互印证的体系。
“做。”古时月转过身来，“需要多久？”
成英公想了想：“半个月。吴硕帮我，他管过郡县的档案，知道怎么把不同格式的东西归到一起。”
“半个月太长了。”古时月说，“十天。正月十九之前，我要看到总册。”
成英公咬了咬牙：“行。”
他抱起那摞竹简，准备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古时月叫住了他。
“成公。”
“在。”
“统计的时候，不要只看数字。要看数字背后的人。两万编户不是两万个数，是两万个人。每个人都有名字、有口粮、有地种、有病看、有书读。统计册上可以只写数字，但你心里要知道，这些数字是活的。”
成英公站在那里，抱着竹简，沉默了几息。然后他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成英公回到治政府的值房时，吴硕已经在等他了。吴硕面前也摊着一堆竹简，是他从法曹和金曹调来的档案。他正在用炭笔在一张草稿纸上列提纲，见成英公进来，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他习惯这个动作，虽然从来没戴过眼镜。
“成公，古少郎怎么说？”
“做。十天之内出总册。”
吴硕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列的提纲，又抬头看了看成英公抱回来的那堆竹简，在心里估算了一下工作量。七天整理数据，三天誊抄核验，时间够用，但一天都不能耽误。
“我有一个想法。”吴硕说，“按汉郡编户的格式做底本，但要在里面加几项。”
“加什么？”
吴硕拿起炭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行字：
匠籍——铁匠、木匠、泥瓦匠、织工、药工，分列人数和等级。
器械——军器坊年产量、民用铁器年产量、库存兵甲数量。
医教——卫生员人数、初级医士人数、覆盖村庄数、蒙学在册学生数。
他写完，把草稿纸推给成英公。
“汉郡编户的格式，只有人口、耕地、赋税三项。但我们的庄园，不止这些。匠籍决定了军器坊能不能扩产，器械决定了骑兵能不能打仗，医教决定了百姓能不能活、蒙童能不能识字。这些东西，应该和人口耕地放在同一本册子里。”
成英公看着草稿纸上的提纲，点了点头。吴硕的思路是对的——庄园的综合自持能力，不只是有多少人、多少地、多少粮，还包括能造多少兵器、能救多少病人、能教多少孩子。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是一幅完整的图。
“匠籍的数据，找老丁头和木工坊、纺织坊要。”成英公说，“器械的数据，军器坊有登记册。医教的数据，找沐先生和姜蓼。蒙学的数据，找蒙学的先生。”
“我来对接。”吴硕说，“法曹和金曹的档案我已经理完了，正好腾出手来跑这几家。”
成英公点了点头，两人开始分工。成英公负责人口、耕地、粮食、赋税这些“传统项目”的数据汇总和核验；吴硕负责匠籍、器械、医教、蒙学这些“新增项目”的数据采集和整理。两人各管一摊，每天晚上碰头对账，互相核验交叉数据。
当天下午，吴硕就去了军器坊。
老丁头正在炉前打一把马槊的矛头，见吴硕进来，把手里的活交给徒弟，在围裙上擦了两把手。“吴先生来了，要什么数据？”
“去年的产量登记册，我要抄一份。”
老丁头从墙上取下那卷竹简，递给他，又补了一句：“民用那边的也要？”
“都要。军器和民用分开列。”
老丁头又取下另一卷，递过去。吴硕接过来，当场翻看。军器坊的登记册做得很规范，每月一栏，分列矛头、箭镞、刀剑、甲片的产量，末尾有合计和与上月的对比。民用那卷类似，分列锄头、犁铧、镰刀、菜刀的产量。
“老丁头，这些数据都是你记的？”
“我哪会记这个。”老丁头咧嘴一笑，“是成公派来的书吏，每月来抄一次。我只管打铁，不管记账。”
吴硕点了点头。这说明军器坊的产量数据不是自报自销，而是有第三方核验的。可信度高。
他又去了木工坊和纺织坊，把两坊的匠籍人数和产量数据一并抄录。木工坊的负责人是个四十来岁的木匠，说话慢条斯理，把去年做的水车、驮架、棺木、驿道指示桩的数量记得清清楚楚。纺织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妇人，带着十几个女工，把去年织的麻布、绷带、衣裳的数量报了一遍。
吴硕一一记录。
晚上，成英公和吴硕在治政府的值房里碰头。成英公已经把人口数据整理出来了——编户两千余户，人口两万出头，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劳力约占四成。耕地数据也出来了——通过屯田制和抛荒地复垦，总耕地面积较建安元年增长了近三成，其中灌溉面积占了将近一半。
“粮食呢？”吴硕问。
“粮储可支撑一年半。”成英公说，“军仓、民仓、种子仓分开放置，轮换储存。去年贡粮送走之后，仓库没有见底，新粮又补上来了。”
吴硕把这些数字记在草稿纸上，旁边标注了数据来源和核验人。
第二天，吴硕去了传习所。
沐朝歌不在，出诊去了。姜蓼在诊室里带学徒整理药方，见吴硕进来，放下手中的竹简。
“吴先生找沐先生？”
“找你也可以。”吴硕在对面坐下，“我需要传习所去年的全部数据——卫生员人数、初级医士人数、覆盖村庄数、出诊总次数、各科分类统计。”
姜蓼想了想，从柜子里取出几卷竹简，摊在案上。那是传习所的年度汇总，每一卷都有封面，封面上写着类别和年份。吴硕翻开一看，数据齐全，格式统一，甚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规范。
“这些是谁整理的？”
“沐先生定的格式，我每月汇总，年末总校。”姜蓼说，“每一条出诊记录都有原始登记册可查，不是凭空写的。”
吴硕点了点头，把数据抄录下来。抄到“覆盖村庄近两百个”这一条时，他停了一下。近两百个村庄，分布在陇西和汉阳两郡，最远的离庄园有七十多里。传习所的卫生员和医士要在这些村庄之间巡回出诊，靠的是两条腿和一匹马。这个覆盖范围，比他见过的任何郡县医局都大。
“辛苦了。”吴硕对姜蓼说。
姜蓼笑了笑：“不辛苦。沐先生说，每多一个卫生员，就多一条命。”
吴硕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十天时间，成英公和吴硕几乎没怎么睡。成英公白天核验各曹各仓的原始数据，晚上和吴硕交叉比对。吴硕白天跑各坊各所采集数据，晚上整理成统一的格式。两人在值房里对坐，中间堆着竹简，炭笔用秃了一把又一把。
古时月偶尔过来看看，不打扰，只是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然后离开。他看到成英公的头发又白了一些，看到吴硕的眼圈又黑了一圈，看到桌上的竹简从一堆变成两堆、三堆、四堆。
第十天傍晚，成英公把最后一卷竹简合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吴硕在旁边核对最后一行数字，确认无误后，也放下了炭笔。
“成了。”成英公说。
吴硕把那卷总册拿起来，翻了翻。封面是成英公写的，四个字——“建安三年册”。里面分七章：人口、耕地、粮食、军械、匠籍、医教、蒙学。每章都有总数字和分项明细，每项数据都标注了来源和核验人。整本册子用统一的格式书写，条目清晰，一目了然。
成英公把总册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这是庄园第一次有了一本完整的总账。”他说，“从前我们只知道各曹各房的数字，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现在知道了。”
吴硕问：“要现在送给古少郎吗？”
成英公看了看窗外的天色。天已经快黑了，正堂的灯应该已经点上了。他想了想，说：“明天一早送。让他好好看一夜，别赶在睡前匆匆翻一遍。”
吴硕点了点头。两人把总册锁进柜子里，然后各自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休息。成英公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锁着总册的柜子，轻声说了一句：“这册子，比一队骑兵还值钱。”
吴硕听到了，没有接话。他知道成英公说的是对的。骑兵可以打下一座城，但这本册子能让一座城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