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上，老猫在。
坐马扎上抽烟。
看见我，没吭声。
我走过去。
“老猫。”
“嗯。”
“瘸子不见了。”
他吐了口烟：“知道，东西在我这儿。”
风刮过来，带着煤灰味儿。老猫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了。
“跟我来。”
转身往工具棚走。
我跟进去。还是那股机油味儿，墙角堆着铁锹撬棍。老猫从床底下拖出个蓝布包袱，四四方方，麻绳捆着。
“拿着。”
我接过来。不重，硬邦邦的，像木头盒子。
“送哪儿？”
“北院门。”老猫说，“铺子叫‘德顺斋’。掌柜姓刘，鼻子有点歪。”
“送过去就行？”
“嗯。”他看着我，“别拆，别问。送到拿钱，回来给我。”
“给多少？”
“五块。”
我咽了口唾沫。五块钱，够吃十天馒头。
“现在去？”
“现在。”
我把包袱夹胳肢窝底下。老猫又点了根烟，没看我。
“路上小心。”他说，“别让人盯上。”
“啥意思？”
“没啥意思。”他摆摆手，“快去。”
我抱着包袱出了站台。太阳刚出来，城墙根底下还阴着。我在那儿睡了半个月，桥洞墙缝烂砖堆，哪儿能躺躺哪儿。这会儿路过，看见几个老熟脸还蜷破棉絮里。
没打招呼。
顺着城墙往西走。北院门在回民街那块儿，听说过，没去过。包袱硌得慌，我换了个姿势，胳膊夹紧。
路上人多了。卖早点的摊子支开了，油条在锅里滋啦响。我肚子叫了一声，摸摸兜里，还剩三毛。
忍住了。
走了一个多钟头，腿发酸。包袱越抱越沉，手心出汗。拐进条窄巷，两边都是老铺子，木门板黑匾额。
德顺斋。
门脸不大，玻璃橱窗里摆着瓶瓶罐罐。我推门进去，铃铛响了。
屋里暗，一股陈年木头味儿。柜台后面坐着个男人，正拿放大镜看个瓷碗。
我走过去。
“送东西。”
他抬起头。鼻子确实歪，往左边斜。
“谁让送的？”
“老猫。”
“哦。”他放下放大镜，站起身，“拿来。”
我把包袱放柜台上。他解开麻绳，掀开蓝布。里头是个木盒子，没上漆，木头纹路都看得清。
他打开盒子。
我瞟了一眼。黄绸子垫着，上面躺着个铜壶，绿锈斑斑的，壶嘴弯弯的。
歪鼻男人拿起铜壶，对着光看底。
“嗯。”他点点头，“东西对。”
他把铜壶放回盒子，重新包好。从兜里掏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抽出五块钱。
崭新的票子。
“拿着。”他笑眯眯递过来。
我接过钱，手指有点抖。五块，够买二十五个肉夹馍。
“谢谢。”
“不谢。”他歪鼻子动了动，“下次还有货，直接送来。”
“啥货？”
“就这种。”他指指包袱，“老物件。”
“哪儿来的？”
他笑了：“别问。送来就行，有钱挣。”
我把钱揣兜里，转身要走。
“等等。”他说。
我回头。
“告诉老猫，”他压低声音，“最近风紧，少走动。”
“啥意思？”
“没啥意思。”他摆摆手，“传个话。”
我点点头，推门出去。
铃铛又响了。
站在巷子里，太阳照脸上。我摸了摸兜里的五块钱，硬硬的纸票子。心跳得厉害。
往回走。
路过烧饼摊，我停下。摊主是个老太太，正揉面。
“烧饼多少钱？”
“一毛五。”
“来两个。”
她夹了两个刚出炉的，纸包好递给我。我掏出一块钱，她找七毛。
烧饼烫手，我边走边啃。白面，芝麻，香。半个月没吃过这么实在的东西了。
走到城墙根底下，那几个老熟脸还躺着。有个年轻点的看见我手里的烧饼，眼睛直勾勾的。
我掰了半个，扔过去。
他接住，狼吞虎咽。
没说话，继续走。
回到火车站，老猫还在工具棚里。他坐马扎上，面前摆着个搪瓷缸子，泡着茶叶。
我把剩下的四块七毛掏出来，放他脚边。
“五块，花了两个烧饼。”
老猫看了一眼钱，没动。
“送到了？”
“嗯。”
“说啥了没？”
“他说风紧，让你少走动。”
老猫端起缸子喝了一口。
“知道了。”
我站着没动。老猫抬头看我。
“还有事？”
“那铜壶，”我说，“是墓里的吧？”
老猫没说话。
“瘸子说的，咸阳原上全是墓。那壶是生坑货？”
老猫放下缸子。
“你懂挺多。”
“瘸子教的。”
老猫点了根烟，抽了两口。
“那壶是熟坑。”他说，“洗过了，看不出土腥味。”
“值多少钱？”
“别问。”
“我就想知道。”我说，“五块钱跑腿费，那壶至少值五十吧？”
老猫笑了，笑得咳嗽。
“五十？”他摇摇头，“五百都不止。”
我愣住。
“啥？”
“青铜器，”老猫说，“汉代的。品相好，没破损。放黑市上，能卖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
“三千。”
我后背发凉。三千块，我们村支书家十年都攒不下。
“那……那你就给我五块？”
“嫌少？”老猫看着我，“没我，你连五块都没有。”
我没说话。
“坐下。”老猫指了指旁边的木箱。
我坐下。工具棚里安静，能听见站台上火车进站的声音。
“想挣钱不？”老猫问。
“想。”
“真敢干？”
“敢。”
老猫把烟抽完，烟头扔地上。
“明天这时候，再来。”
“干啥？”
“别问。”他说，“来就行。”
我站起来，看了看地上的钱。
“这钱……”
“你拿着。”老猫说，“跑腿费是你的。”
我把钱捡起来，揣好。
“老猫。”
“嗯？”
“瘸子还能回来不？”
老猫沉默了一会儿。
“难说。”他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收容所那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
“为啥抓他？”
“他话多。”老猫回头看我，“你也记住，少说话，多做事。”
我点点头。
走出工具棚，太阳已经升到头顶。站台上人来人往，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挤来挤去。我摸了摸兜里的钱，四块七毛，加上之前剩的三毛，一共五块。
够活一阵子了。
但我没回城墙根。我在站台边上找了个角落坐下，看着铁轨发呆。
三千块的铜壶。
五块钱的跑腿费。
老猫说，明天再来。
我咽了口唾沫，手心又出汗了。不是害怕，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就像饿久了突然看见一桌肉，不敢下筷子。
坐了一个下午。
傍晚时候，站台上灯亮了。老猫从工具棚出来，拎着个铁皮桶，开始给站台上的花浇水。那是几盆半死不活的月季，种在破脸盆里。
他看见我，没说话。
浇完水，他拎着桶往回走。经过我身边时，停了停。
“还没走？”
“嗯。”
“想啥呢？”
“想那铜壶。”我说，“三千块，够干啥？”
老猫笑了。
“够买条命。”他说完，拎着桶走了。
我坐在那儿，直到天黑透。
站台上的灯昏黄黄的，照得人脸发虚。火车来了又走，汽笛声拉得老长。我站起来，腿坐麻了，一瘸一拐地往外走。
路过城墙根，那几个老熟脸已经睡了，缩成一团。我没停，继续往前走。
找了个桥洞，躺下。
枕着胳膊，看桥顶上的水泥缝。
三千块。
五块钱。
老猫的脸在脑子里晃。歪鼻男人的笑。铜壶上的绿锈。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