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一九八七年。
我揣着二十块钱和半袋馍，蹲在煤堆上。
火车哐当哐当响，煤灰往脸上扑。我抹了把脸，手是黑的。兜里那两张十块的票子硌大腿。馍是玉米面掺白面，娘昨晚上烙的。
这事儿得从三亩水田说起。
村支书他侄子，王建军。开春说要扩宅基地，把我家那三亩水田划进去了。那田靠着渠，一年两季麦子。爹走得早，就靠那田活命。
我去找支书。
支书在院里喝茶，眼皮没抬。“九斤啊，村里规划，得支持。”
“那是我家命根子。”
“命根子？”他放下茶杯，“你娘那病，得花钱吧？村里补五十块，田归集体。”
五十块。三亩水田。
我娘在炕上听说后，咳出血了。
大夫来看，说是肺上的老毛病犯了。得去县里抓药，一副药三块五，吃半个月。家里米缸见底了。
我蹲在门槛上抽烟。烟是捡的烟屁股卷的。
隔壁三婶过来，塞给我二十块钱。“九斤，婶就这点。”她手糙得很，钱皱巴巴的。“出去闯闯吧，在村里没活路了。”
我捏着钱。
“你娘我照看几天。”三婶叹气，“你是个愣头青，在村里早晚跟王建军干起来。走吧。”
那天晚上，我娘拉我手。
“九斤，娘拖累你了。”
“说啥呢。”我给她掖被子。
“都怪你爹走的早。”她咳嗽，“在外头别惹事，但也别怕事。咱不偷不抢，挣干净钱。”
我点头。
半袋馍，二十块钱，一身旧衣裳。我就这些。
天没亮我出门，绕到村后铁路边。这条铁路运煤的，往北去铜川。我蹲在路基下头等。
风刮得脸疼。
第一趟是客车，太快，扒不上。晌午才来货车，拉煤的，开得慢。车头过去，我瞅准一节车厢，煤堆不高。
我跑了几步，抓住铁梯子。
脚蹬空两次。第三次翻上去，摔煤堆里，呛一嘴灰。
火车开了。
我躺煤上看天。天是灰的，跟煤一个色。关中平原往后退，麦田、土房、渠沟，越来越小。我摸出个馍，啃了一口。
干的，噎人。
得就着唾沫咽。
二十块钱在兜里，我隔一会儿摸一下。这钱是三婶攒的，说不定攒了半年。
火车咣当了一下午。
煤灰越积越厚，头发、眉毛、鼻孔里全是黑的。我吐唾沫，都是黑的。但心里松了点，离村越远，王建军那狗日的越够不着。
天黑时车停了。
不知道到哪儿。我探头看，是个小站，有灯。几个人在站台上走动，穿铁路制服。我缩回煤堆里。
有人拿手电照过来。
光柱扫过车厢，在我头顶停了一下。我屏住呼吸，把脸埋煤里。
“这节车检查过了！”下面有人喊。
手电光移开。
脚步声走远，我才喘气。后背全是汗，混着煤灰黏糊糊的。
车又开了。
这回开很久。我迷迷糊糊睡过去，冻醒。夜里风大，吹得骨头缝凉。我把身子往煤堆里埋，煤还有点温乎气。
天快亮时车慢下来。
我爬起来看。远处有山，光秃秃的。铁路两边好多煤堆，像黑山。空气里有股硫磺味儿。
铜川到了。
车进站，速度慢。我跳下来，落地没站稳，摔一跤，手掌擦破皮渗血。
站台上几个扛麻袋的工人往这边看。我拍拍煤灰，往站外走。
出站是个小广场，摆着早点摊。油条、豆浆、胡辣汤的味儿飘过来，我肚子咕噜叫。摸出馍，硬得像石头。
我蹲墙角啃馍。
广场那头有人吆喝：“招工！煤矿招工！一天三块，管吃住！”
好几个人围过去。我也站起身，往那边挪。
吆喝的是个瘦子，戴蓝帽子，拿个本子。“登记就行，下午有车送矿上。一天三块，月底结钱。干得好还能加！”
“真管吃住？”有人问。
“那可不！白面馒头管够，住砖房！”瘦子拍胸脯。
一天三块。干一个月九十块。我算着，九十块够给娘抓药，还能剩点。
我走过去。
“多大了？”瘦子看我。
“十八。”我多说两岁。
瘦子打量我，“身板还行。登记，叫啥？”
“陈九斤。”
“哪儿人？”
“关中。”
他在本子上划拉。“交十块钱押金，办工牌。”
我愣住。“还要押金？”
“废话！工牌、铺盖、伙食，不得先垫上？”瘦子不耐烦，“干满一个月退你。”
我犹豫。二十块钱，一半交出去。
“不交算了，后面还有人。”瘦子要合本子。
“我交。”我掏出十块钱。
票子递出去时，我手有点抖。瘦子一把抽走，塞给我个铁牌子。“下午两点，还在这儿等车。别迟到。”
我捏着铁牌子，冰凉的。
还剩十块钱。我走到早点摊，要了碗胡辣汤，三毛钱。汤稠，有豆腐皮、花生米，辣乎乎的。我泡着馍吃，浑身暖和点。
摊主是个大娘，看我一身煤灰。“小兄弟，刚下煤车？”
“嗯。”
“找活儿？”
“嗯，煤矿招工。”
大娘擦碗，没接话。过了会儿，她低声说：“那伙人……常在这儿招工。”
我没明白。
她看看四周，声音更低：“上个月也有个小伙子，交了押金，后来没见着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娘，那矿……”
“我就一说。”她转身忙去了，“你自个儿当心。”
我喝完汤，坐广场边上等。太阳升起来，照身上有点暖。我摸着兜里剩下的钱，还有那个冰凉的铁牌子。
两点钟，瘦子带着辆破卡车来了。
车上蹲了七八个人，都是青壮年，穿着破旧。我爬上车厢，蹲角落里。车开起来，颠得厉害。
出了城，往山里走。
路越来越窄，两边全是煤矸石堆，黑乎乎的。空气里硫磺味儿更重，熏得眼睛发酸。开大概一个钟头，车停在一个大院里。
院子四面砖房，中间堆煤。几个光膀子汉子在卸车，浑身黑得只剩眼白。
瘦子跳下车。“到了！都下来！”
我们跟他进了一间屋子。屋里有个胖子坐桌子后面，正在啃猪蹄。
“李工头，人带来了。”瘦子说。
胖子抹抹嘴，扫我们一眼。“规矩说清楚：一天三块，管吃住。但矿上机器损耗、工具磨损，每月扣十五。干满三个月，押金退还。”
有人小声嘀咕：“那不就一天两块五？”
“爱干干，不干滚。”胖子吐出一块骨头，“想清楚了，这儿包吃住，别处可没这好事。”
没人敢说话。
“行了，领铺盖，住三号房。明天上工。”胖子摆摆手。
铺盖是破棉絮，有股霉味儿。三号房是个大通铺，睡了二十多人。屋里气味难闻，汗臭、脚臭混着煤烟味儿。
我把铺盖扔在靠墙的空位上。
旁边铺上躺着个人，脸朝里。我坐下时，他翻过身看我。这人脸上有道疤，从眼角划到嘴角。
“新来的？”他声音沙哑。
“嗯。”
“交了多少押金？”
“十块。”
疤脸笑了，笑声像破风箱。“又一个。”
我没懂他意思。他翻过身去，不再说话。
天黑后，有人敲铁盆。“开饭！”
我们涌到院子里。两口大锅架在煤堆旁，一锅白菜汤，一锅馒头。馒头是黑的，掺了麸皮。
我拿了两个馒头，舀了碗汤。蹲墙角吃。馒头硬，汤里没油星，就一点咸味。
疤脸蹲我旁边。“就这伙食，还他妈扣钱。”
我没接话。
“干几天你就明白了。”疤脸咬了口黑馒头，“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
“为啥？”
他看我一眼，没答。喝完汤，把碗一扔，回屋去了。
晚上躺通铺上，周围全是呼噜声。我睁着眼看房梁。屋里没灯，只有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
铁牌子还在兜里，冰凉。
我想起娘咳血的样子，想起三婶那二十块钱。想起王建军那张脸。
得挣钱。挣了钱给娘抓药，挣了钱……
隔壁铺有人翻身，嘟囔梦话。我闭上眼，强迫自己睡。
明天得上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