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五十，红灯亮了。
调音台右上角那盏灯，红得发乌，像块没烧透的炭。灯罩上蒙着层灰，底座后头的铜线锈得快断成粉——老曹交接那天拍着机壳说过，这玩意儿八年前就该报废了，报告打了三回，没批。
现在它亮着。
江声推推子的手停在半空，维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耳机里的垫乐正好走到副歌。他借着音乐的空当瞄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又摸出手机看了一眼。两点五十一，两个钟对得上。
红灯不该这时候亮的。
下午交接的时候，老曹一共交代了三句话。第一句：垫乐放完放广告，广告完了念通讯稿，稿子在抽屉左手边，别念错字，这个频率的老人多，较真。第二句：凌晨三点到三点半，桌上的电话不管怎么响，都不许接。第三句话说到一半，老曹在机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还想嘱咐点什么，末了只抬手拍了拍门框。
小江啊，熬过头一个月就好了。
熬什么，没说。
江声本来也不想问。他是被发配来的，没资格问。三个月前他还在晚间黄金档，台庆的包装词写得漂亮——临江上空最温柔的男声。后来台里改制，新领导要年轻化，要短视频，要直播间里刷火箭。他这种只会站在话筒前念稿子的，就成了冗余资产。一纸调令，从十一楼落进这栋一九五八年盖的老楼，接手一档没人肯碰的午夜档。
《不眠热线》，零点到四点，热线加点歌。工资还砍了一截。
偏偏这份工作他还丢不得。表哥王凯做生意赔了本，拿他那套房子抵了债，十六万八，银行的人上礼拜已经上门看过第二回了。那是爷爷留下的房子，里头存着爷爷的全部遗物。
前任主持姓周，周正礼，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一年，上个月突然请了长假。台里说他家里出了事，也有人说他是进了医院。江声昨天在食堂听见两个同事压着嗓子咬耳朵，说老周现在见着谁都念叨同一句话。
别录我。他们把我录进去了。
当时江声只当笑话听。
现在笑不出来了。
红灯还亮着。他盯着那盏灯，后颈一层一层地起鸡皮疙瘩。机房安静得过分，连中央空调的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风声底下好像还垫着一层别的动静，极轻，断断续续，像有人隔着一堵很厚的墙，用指甲刮铁皮。
他摘下一边耳机。
刮擦声没了。
再戴上，又有了。
江声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连熬第三个夜班了，耳朵起幻听很正常。上个月赶台庆专题片，他四个通宵连轴转，走在马路上都觉得身后有脚步声，踩着他鞋跟的节奏走。
两点五十八分。
红灯灭了。
灭得很干脆，像有人在背后伸手掐了一下开关。机房暗了一瞬，他的瞳孔还没缓过来，桌上的电话响了。
铃声在空荡荡的机房里炸开。江声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膝盖磕在桌沿上，疼得眼前发黑，倒抽一口冷气。
电话还在响，一下是一下，不紧不慢。
他低头去看那部话机。台里统一配的老式座机，米黄壳子，红色指示灯亮着。铃声明明白白，砸在他的耳膜上。
可这部电话没有线。
今天下午布置机房，电信的人来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条线路三年前就报停了，要恢复得重新走流程，急不来。所以话机的线盘成一圈搁在桌上，水晶头干干净净，压在一摞废稿旁边。
一部没接线的电话，响了。
江声扶着桌沿站起来，腿有点软。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老曹的第二句话：三点到三点半，电话怎么响都不许接。
现在两点五十九。算不算在三点的范围里？
铃声数到第九下，他做了个动作——弯腰，把听筒拎起来，再轻轻扣回去。他就是想看看，会不会停。
铃声停了。
机房静下来，静了大概五秒。
然后，铃声重新响起。
这一次不一样了。声音不从话机喇叭里出来，而是从听筒那些小孔里顺着往外渗——话机明明挂得好好的，铃声却闷闷地冒着，像隔了一层水。而且那声音已经不是电子铃音了。
是梆子声。
笃——笃笃。
两记慢的，跟着两记快的。
江声愣在原地，耳朵里嗡的一声。
这个节奏有个名字，叫天干物燥。旧时打更，一夜五更，每一更的敲法都不一样，节奏里头藏着话。这套东西是爷爷手把手教的。爷爷说，江家祖上三代都是打更人，后来城里不让打了，改成了广播，他就进了电台，成了临江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批播音员。爷爷还说，打更人吃的就是耳朵这碗饭，风里雨里，得听得见该听见的东西。
爷爷失踪那年，江声六岁。
二十年了，全世界会把天干物燥敲成这样的，只剩一个人。
墙上的石英钟咔哒一声，跳到三点整。
江声抓起了听筒。
铃声戛然而止。
听筒里先是电流声，沙沙的，很长，长得他几乎以为那头没有人。然后电流深处，一个声音开了口，很轻，像是嘴唇贴着话筒。
江声？
顿了顿，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带上了一点笑意。
是你吗，江声？
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