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漪在第二天清晨出了门。
天还没全亮，镇上的石板路泛着一层薄薄的湿气，路边卖早点的摊子刚支起来，油条在锅里翻滚的滋啦声从巷口传过来。她没吃早饭，直接去了汽车站。车站还是二十年前那个样子，一间水泥抹面的平房当候车室，墙上用红漆刷着发旧的标语，窗口后面坐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正拿一把大梳子梳头。
沈清漪走到窗口前，那女人放下梳子，透过玻璃看了她一眼：“去哪？”
“往北，”沈清漪说，“最远能到哪？”
女人想了想，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得卷了边的时刻表，哗啦啦翻了几页。“上午九点有一趟到凌城的，八个小时。凌城再转车能往北走，但那些车次我不熟，你得去凌城车站自己问。”
沈清漪买了一张到凌城的票。九点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她拿着票在候车室的长条椅上坐下来，水泥地面很凉，潮气从脚底渗上来。陆续有几个人进来等车，扛着编织袋的、抱着孩子的、拎着两笼鸡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有人咳嗽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撞出回响。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红布条，又摸了摸沈怀安的身份证。两样东西叠在一起，带着她身体的温度。窗口外面，天渐渐亮了，东边的云被日光染成浅浅的橘色。
上车的时候，她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大巴车的座椅上铺着一层灰绿色的绒布，手一按就留下一个掌印。车子发动以后，窗外的景色开始往后退——先是镇上的矮房子，然后是零散的田地，再然后是成片成片的稻田，绿色的稻浪在晨风里翻涌着。苏清漪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玻璃冰凉，但她没挪开。
她想了很久沈怀安走的那天是什么样的天气。是晴天还是阴天？他来镇上三年多，从砖窑厂到小卖部再到养母家，这条路他走了多少遍？那天他背上蛇皮袋的时候，有没有回头看一眼小卖部的卷帘门？有没有去砖窑厂的方向站一站？
车子颠簸了一下，把她从思绪里摇出来。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票根，凌城两个字印得有些模糊。凌城是一个她只在别人嘴里听说过的地名，说那里有火车站，有比镇上大十倍的集市，还有一家专门的图书馆。但她不知道凌城往北的车站在哪个方向，不知道沈怀安当年到了凌城以后，有没有在一个和她现在坐着的差不多的候车室里等下一班车。
大巴在中午进了凌城地界。路两边的房子渐渐密集起来，楼也从一两层变成了三四层，路边开始出现红绿灯和公交站牌。车子停在一个露天的客运站里，四周停满了不同颜色的中巴车，引擎盖上都贴着白底红字的线路牌。
沈清漪下车，太阳有些烈了。她站在客运站的水泥地上，看了一圈周围的线路牌——往东的有、往西的有、往南的也有，唯独往北的牌子她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一块褪了色的铁皮牌，上面用黑漆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北坪。
她走过去，问旁边卖茶叶蛋的小贩：“这趟车去哪？”
小贩头也不抬：“北坪镇，再往前没了。”
“再往前呢？”沈清漪问，“北坪镇再往北有没有路？”
小贩把茶叶蛋翻了翻，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再往北是山，翻过山是另一个省。早些年有长途车走那条线，后来修了新路，那边就没什么人走了。你想去？”
沈清漪点了点头。小贩没再说什么，朝调度室努了努嘴：“那趟车一天就一班，下午两点发，要坐就去买票。”
沈清漪买了一张到北坪的车票。等候的间隙她买了一个茶叶蛋，坐在路边花坛的边沿上剥着吃。蛋煮得很透，蛋黄沙沙的，咸味刚好。她一边吃一边想，当年沈怀安从镇上坐大巴到凌城，到了凌城是不是也像她一样站在这个客运站里转圈找往北的车？他背着蛇皮袋，里面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也许还装着一包路上吃的干粮。他找到那块褪了色的铁皮牌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想着要回的地方，还是想着要离开的人？
两点整，一辆灰扑扑的中巴车从车棚里开出来。车上没几个人，前排坐着一个挎竹篮的老太太，后排坐着一对打瞌睡的小夫妻。沈清漪在中间挑了个位置坐下，车座上的灰绿色绒布比上一辆更旧了，磨出了白色的经纬线。
车子驶出凌城以后，路越来越窄，两边的田野渐渐被丘陵代替。山不高，但连绵着，覆盖着一层暗绿色的松林。中巴车在蜿蜒的山路上慢悠悠地开着，发动机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像某种缓慢的心跳。沈清漪看着窗外，看着松林在视线里不断后退又不断出现，忽然想起小时候养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说人走远路的时候，山会记住你的样子，你以后再走回来，山就能认出你。
沈怀安走这条路的时候，山也记住了他吗？他的背影、他蛇皮袋的晃动幅度、他走路时因为扛砖扛久了微微往左歪的姿势——如果山有记忆，它一定都留着。那沈清漪现在坐在同一辆往北的车上，山看见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眼熟？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的侧脸和从前哪个过路人有几分相似？
中巴车在一处山坳里停下来，老太太挎着竹篮下了车，沿着一条土路往山坡上走，走得很稳当，竹篮一晃一晃的。车子继续往前开，翻过一个山口之后，地势忽然开阔了，山窝里出现一片浅浅的谷地，谷地中央有个小得几乎不像镇子的镇子，几条土路交叉着，路边的房子大都是土坯墙，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
北坪镇到了。司机回头喊了一声，沈清漪拎着包下了车。车站只是一个站牌，一根铁杆子插在路边的土里，上面焊着一块铁皮，写着北坪两个字。她站在站牌下面，四野安静极了，只有风从山谷里穿过来，吹得路边一棵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
镇子很小，沈清漪沿着土路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头。路尽头是一座半废弃的砖窑，窑口用碎砖头堵了大半，窑顶长出一蓬蓬野草，在风里摇着穗子。她站在砖窑前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轻轻震了一下。砖窑。沈怀安在另一个砖窑里扛了三年砖，而这个镇子也有一个砖窑。是巧合，还是沈怀安当初从北坪走出去，去了南边的窑厂，就因为他的家乡也有这么一个烧砖的地方？
她在砖窑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身份证。照片上的沈怀安抿着嘴，宽宽的额头，圆脸。她把身份证举起来，对着砖窑的方向，让他的脸和砖窑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风把她的头发吹到眼前，她没去拨开。
也许沈怀安的家就在这附近。也许他当年就是从北坪镇这条土路的某一户人家里走出去的。他走出去的时候也许和现在的她一样年轻，也许心里装着要去外面闯一闯的念头，后来在另一个镇的窑厂里遇见了沈玉莲，再后来，有了沈清漪。
而他现在在哪？他还记不记得那个往南的镇上，有一个小卖部，一个扎马尾的女人，和一块绣了“安”字的红布条？
沈清漪把身份证收回去，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远处有一个挑水的老汉沿着土路走过来，水桶在扁担两端晃荡着，洒出来的水在干燥的土路上洇出一串深色的点子。
她朝那个老汉走过去。喉咙里那句问话像一颗含了很久的糖，甜味和期待混在一起，慢慢化开了。
“大爷，”她说，“您认识沈怀安吗？”
老汉停下脚步，把扁担换了个肩，眯起眼睛打量了她几秒。水桶里的水轻轻晃荡着，映着下午的光。
然后他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