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弘二年春，第二道削藩诏颁了下去。
这道诏书写得比第一道短得多。
措辞干净利落，每个字都立在它该立的位置上，像一柄打磨完毕后不再需要鞘的刀。
那道诏书的核心只有一句话：诸王封地内的税赋，自今年起由朝廷统一征收，分拨诸王用度。
第一道诏书裁的是护卫。
护卫是面子，面子削了，里子还在。
诸王固然不悦，却还不至于惊惶——不痛不痒，尚可忍受。
第二道诏书收的是税赋。
这一刀切下去，他们才是真的慌了。
那些白花花的银钱，从此不再是他们关起门来自个数、自己花、自己记在私账里的东西了。
那道诏书让他们在读它的过程中，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钱袋子，正被别人伸手够去。
如果说第一道诏书是在他们府门外敲了一声锣，那么第二道就是直接推门进了库房，把秤砣搁在了银箱上。
藩王们读诏书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钉子，钉进了他们夜夜清点盘算的那本私账里。
诏书发出第十天，密报开始往京城涌。
常森每日傍晚进乾清宫一次，手里攥着一叠薄纸。
他立在案前，将那些密报一张一张地摆上桌面，像摆一枚一枚的棋子。
山西的、陕西的、湖广的、河南的、山东的、江西的——纸片铺满了半张案面，每一张上面都写着大同小异的内容：诸王串联密会频繁私下联络不绝。
这些纸片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京城，走的都是听潮阁在驿路、码头、关隘之间布下的暗线，沿途换了三次人手、换了四种伪装，最终落进常森的手里，再一张一张摆到我面前。
每一张纸都带着各地尘土的气息，像是刚从某个深夜的密室里被连夜抄录送出，连墨迹都还是簇新的。
我坐在案前，一一看完。
常森站在一旁，开口问了一句：陛下，是否太快了？
那语气不带担忧，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的疑问。
不是太快了，我答，是他们自己醒得太慢了。第一刀裁护卫的时候，他们都在看——看朱棣怎么回，看朝廷怎么收，看刀口究竟有多深。他们看见朱棣交了护卫，朝廷收了护卫，然后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以为这就完了。等第二刀收税赋的时候他们才惊醒过来——原来第一刀只是试刀。第二刀才是动真格的。他们第一个念头不是上书抗辩，而是相互找人商量。这说明他们已经不把朝廷的法度当作可以讲理的东西了，他们在准备别的手段。
我停了一下，目光落在那些铺开的密报上：他们现在串联、密会、私下联络，是在商量一件事——怎么对付京城里那个二十二岁的侄皇帝。他们不是在反对削藩。他们是在害怕。而害怕的人，比愤怒的人更容易做蠢事。
串联的消息在第二个月变得更加密集。
常森每日傍晚摆上案面的那叠纸越来越厚。
密报上的内容也逐渐从笼统的诸王串联变为具体的名字和具体的地点。
代王和肃王在太原城外秘密见过一面，选的是城西一座废弃的庄院，后门对着荒田，前门临着枯河，方圆半里之内没有人家。
岷王遣人送了一封信给周王，封漆用的是民间商号的样式，被听潮阁的人中途截获。
楚王的幕僚三次往返南昌，每一次都刻意绕开了官道，走的是一条驿册上不载的旧樵径。
每一个名字落在纸面上，都像一枚被摆好了方位的棋子，只等下一手落下。
听潮阁的探子在这些聚会的外围蹲守过，记下了出入的人数、车马的规格、停留的时长，甚至远远地描下了幕僚们从侧门进出时的神色——紧迫的、焦灼的、相互拍着肩膀压低声说话的。
有一回，常森摆完那些密报后没有立刻退开。
他站在案前看了我一瞬，然后说：陛下，诸王正在把自己绑在一起。
我抬起头来看他。
他继续说：绑在一起的人，拆开更难。他们如今互通音信、互派心腹、互约面见，时日越久，牵涉越深，彼此握着的把柄也越多。到了那一步，即便有人想退，也退不出来了。
我答：绑在一起的人——一网打尽反而更容易。他们现在绑成一团，是因为他们觉得人多势众。他们以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藩王，而是十几个藩王。他们以为人数能够压住我。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绑得越紧，我收网的时候越省力。我不需要逐个拆开他们。我只需要等他们把绳子系牢，然后伸手把整张网提起来。他们每多写一封信、多见一次面、多结一个盟，就等于在这张网上多打了一个死结。等我伸手的时候，这些死结只会让他们谁也挣不脱。
常森听完这番话，没有接话。
他转过身，退了出去。
靴声沿着廊道渐渐远去，沉入渐浓的暮色里。
我依旧坐在案前没有动。
案面上那些密报在最后一抹落日余晖中泛着暗金色的边角，像一叠正在慢慢冷却的铁片。
窗外起了晚风，杏树的枝条在暮光里摇了摇，又静了下去。我在心里把那些名字过了一遍——代王、肃王、岷王、周王、楚王——每一个都有封地、有护卫、有积攒了二十年的底子。
但他们此刻忙着绑绳结的样子，落在我眼里，像一群在木笼里互相咬着尾巴的兽，以为自己围成了一个圈，其实笼门一直开着，只是他们没看见。
朱棣在北平。
诸王在各自的封地里聚着、写着、传着、密谋着。
我在乾清宫里坐着，面前摆着十七张写满名字的薄纸。
他们以为自己在结网。
他们在替我把网的每一个结都系牢。
（第151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