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阿九之后，晓一没有急着出城。
他把旅店那间房退了。那地方露过面，不安全了。他换到城东一间更不起眼的出租屋，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胜在没人认识他。他需要安静，需要一张桌子，需要一段没人打扰的时间——他要做一件他自己都说不清有没有用的事：
把这座城里被“清除”过的人，一个一个，记下来。
他没有系统的原始日志。那层东西，他进不去了。他只能靠自己走过的路、问过的话、撞见的事，往上拼。像在黑地里拼一幅没有图纸的拼图，一块一块，全靠手摸。
他先去了邮局，把赵小满出事前后那几天的投递单翻了一遍。单子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他一个一个地对，对出三个那阵子“忽然不送件”的邮差。又去修表铺隔壁，跟王婶拉了半宿话。王婶嗓门大，记性更好，一条街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她全装在心里。她说谁谁谁家的儿子，前些年说没就没了；谁谁谁家的铺子，一夜之间就关了张，人也不知道去了哪。
他再去城北那片流浪汉常待的墙根，蹲了两夜。第二夜，等来一个缩在报纸堆里睡觉的老汉。他递过去半瓶酒，老汉接过，就着瓶口抿了一口，眯着眼打量他。
晓一跟他搭了两句话，老汉陡然警惕起来，把报纸裹紧了些：“你是警察？你管这干什么？死了的人，警察不是已经记过了嘛。”
“记过了。”晓一说，“我想再记一遍。”
“记它干啥。”老汉往墙根缩了缩，“记了也白记。这城里，人没了，就是没了。你记着，他也不能活过来。”
晓一没答。
他心里清楚，警察记的，是“失踪”“流浪汉”“无主”“意外”，用的是冷冰冰的编号，记在冷冰冰的档案里，记完就锁进柜子，再没人翻。他记的，是名字，是日子，是这些人活在世上时那些说不清的印记。这两种“记”，不是一回事。一种是为了结案，一种是为了不忘。
老汉把那半瓶酒又抿了一口，拿眼角斜他：“小伙子，查这个，能挣几个钱？”
“不挣钱。”晓一说，“倒贴。”
“倒贴你还查？”老汉把酒瓶往怀里一搂，像搂个什么宝贝，“那你图啥？”
图啥。又是这两个字。阿九问过，老汉又问。晓一这才琢磨过味来，这世上的人问他“图啥”的时候，其实问的不是他，是他们自己——是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干不挣钱的买卖。
“图夜里睡得着。”他说。
老汉盯了他半天，嘿嘿笑了，笑得满脸褶子挤成一团：“睡不着的人多了。数羊的，喝酒的，数钱的。像你这样数死人名字的，我头一回见。”他顿了顿，把酒瓶递回来，“冲这个，我跟你说个人。桥洞底下，前年，老瘪三。也是说没就没了。”
晓一掏出本子，一笔一画，记下：老瘪三，桥洞，前年。
写完他觉得，这本子比刚才又沉了一点。沉得好。沉一分，就证明又有一个名字，从它手里抢回来了。
他用了整整七天，把能串起来的线索，都串了起来。
白天跑，晚上记。脚上的鞋磨薄了一层，本子上的字多了一页又一页。有人愿意跟他说，说着说着就抹眼泪；有人一听就摆手，关门前还多看他两眼，像看一个疯子。他都不在乎。疯子就疯子，他宁可当个把死人名字记在心里的疯子，也不当那个把活人当成数字的明白人。
第七天夜里，他在那张从废品站淘来的旧桌子前坐下，把七天的记录，誊在一张干净的大纸上。誊到最后，他停下笔，在纸的最下面，写下一个数字：
四十七。
四十七个。是他能确认的、在这座城里被“清除”过的人。这些人没有墓碑，没有档案，连个“名誉恢复”的说法都没有。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店主、是邮差、是看车的、是捡瓶子的、是教小孩认钟表的；他们死了，就成了日志里一个冷冰冰的“已清除”。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手腕上那道圆加竖线的印记——和他自己的一样。
他管自己叫“记录者”。
不是警察，不是英雄，更不是什么救世主。就是一个把被人擦掉的命，重新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人。系统能把人变成数字，他就把数字再变回人。它能抹掉一个名字，他就能把这个名字再写上一遍。抹一遍，写一遍。他倒要看看，是它抹得快，还是他写得快。
他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每天誊完当天的记录，必须把前一天记下的名字，出声念一遍。
念名字这规矩，听着怪。可他知道它的用处——名字这东西，写在纸上是死的，念出声来，才算又活了一秒。他念得不快，一个一个来，念到谁，就停一停，想想这个人活着时的样子。到后来名字多了，念一遍要小半个钟头。
有天夜里他念着念着，嗓子哑了，咳了两声。
隔壁屋的房东老太太敲墙：“大半夜的，念什么经呢？”
“念名单。”他隔着墙回。
“名单有什么好念的？”
“念着念着，”他说，“他们就没那么容易被人忘了。”
墙那头没声了。过了半晌，老太太的声音又传过来，低低的：“那……那你也替我念一个。我当家的，走了十年了，埋哪儿我都记得，就是名字，户口本上让注销了。”
他愣了一下，翻开本子，新起了一页：“他叫什么？”
“王守义。守规矩的守，仁义的义。”
他一笔一画，记下了第四十八个名字。这一个，不是它抹掉的，是日子抹掉的。可在他看来，都一样——都该有人，再念一遍。
小半个钟头，换几十条命在他这屋里多活一会儿。划算。他上辈子加班到后半夜，给老板挣的那些钱，都没这笔买卖划算。
他写完最后一笔，合上本子。本子很薄，拿在手里没什么分量，可他觉得沉。沉得他得用两只手捧着。
他想，四十七个名字，配得上一个真正的“案卷”。不是警察那种结了案就归档的案卷，是一本永远结不了案、永远摊开着、逼着人看下去的案卷。
总有一天，他要让这四十七个名字，重见天日。他要让这座城里的人都看看，他们脚底下这块地，埋着多少个有过名字的人。
这天夜里，他做了个梦。
梦里没有光，没有警报，没有那些灰扑扑的代码，只有一张长桌，桌上摊着他那本账。几十个人，一个一个从纸页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跟他道了声谢，就各自散了。有的往东，有的往西，像散了一场迟迟不肯散的席。他站在桌边看着他们走，一个都没拦。拦什么呢？人家生前没能好好走，如今能走了，就该让人家走得痛痛快快。
醒来的时候，天刚亮，枕巾湿了一小块。他摸了摸，也不觉得丢人。有些觉，睡一辈子，都未必能睡出这么一块湿的地方。
他把那个梦也记进了账本，没记名字，只记了一笔：昨夜，几十个人来跟我道别。
记完他想，账记到这份上，连梦都开始替他作证了。它那边有原始日志，他这边有梦。日志是冷的，梦是热的。冷的记编号，热的记人。他倒要看看，到最后，是冷的硬，还是热的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