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联盟的旗帜在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的废墟上空飘扬时，卫宫站在摆京中央指挥中心的观景台上，看着天边漂浮的数朵云彩。战争已经结束了七个月，但他仍然保持着每天清晨站在这里看几分钟的习惯。不是为了缅怀什么，也不是为了思考什么重大决策，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让冷空气灌进肺里。
新罗马的覆灭，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彻底。那座曾经象征着自由世界灯塔的城市，在最后一轮轨道打击中失去了三分之二的电力供应，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在一周后因为燃料耗尽而彻底熄灭（甚至这三分之一也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地的，而是依照其不同的交流电频率、电压被分割在各个地区的）。当新联盟的地面部队开进曼哈顿时，迎接他们的不是抵抗，而是一群沉默的、站在街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的市民。他们没有投降，没有欢呼，没有愤怒，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穿着黑色军礼服的士兵从他们面前走过，眼神空洞得像一口被抽干了水的井。
新联盟没有在华盛顿设立总督府。他们在废墟上划出了一片区域，用预制板搭起了临时行政中心，派驻了一支主要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治理团队。那些官员的任务不是统治，而是维持基本秩序，保障基础设施运转，等待本地政治结构自行重组。这是新联盟对战后占领区的一贯做法——不直接管理，不强行改造，只是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然后等当地人在匮乏和混乱中慢慢摸索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跟新罗马覆灭前没什么区别就是了，好吧，区别还是有的，至少他们该做的都会做。
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微妙。在那些曾经高度依赖中央集权和外部资源输入的地区，比如西欧沿海城市群，秩序的崩溃来得又快又彻底。食物配给系统在一周内就出现了断层，自来水供应在第三周开始间歇性中断，电力系统在第一个月结束后彻底瘫痪。当地居民开始自发组织社区互助网络，那些曾经在和平时期被嘲笑为的邻里互助、以物易物、集体劳作的形式，在短短几个月内重新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主流。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新联盟的官员们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记录数据，发放有限的救援物资，然后等待。他们不干预，不指导，不评判。他们只是在场。这种在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你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我们不会替你们解决，但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在此期间，本就尖锐的种族矛盾一再爆发，只有当事情闹到十分不好看时，官员们才会选择干预。
“他们管这个叫无为而治玛丽亚有一次在汇报会上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她特有的、介于敬佩和困惑之间的复杂，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让你自己走到我们这边来的策略。他们越是保持距离，当地人就越会主动向他们靠拢。因为靠拢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应、可靠的电力、以及——秩序，哪怕这种秩序会将他们的一切骄傲、尊严碾碎。”
卫宫当时没有回应。他只是看着屏幕上那幅正在缓慢更新的全球态势图，看着那些标注为、、不稳定的色块，沉默了很久。
新联盟的正式国号在战争结束后第三个月才公布——华夏共治联邦。这个名字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对历史传统的回归，有人认为这是对多民族共治理念的宣示，还有人认为这只是卫宫个人偏好的体现，毕竟他的很多行为都在刻意偏袒，而且他身边那些最核心的助手，大多也认同这个概念。
但真正让国际社会感到困惑的，不是国号本身，而是联邦内部日益壮大的一个群体，或者说，卫宫不断培养、引导的一个群体。他们自称儒哈比主义者，这个词的构成方式本身就带着一种挑衅般的直白：前半部分来自，后半部分来自瓦哈比——一个在旧世界以极端保守和强硬着称的绿教教派。
儒哈比主义者们认为，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哲学，更是一套完整的、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形态的治理框架。他们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以公羊派的大复仇和大一统理论为行动纲领，以外儒内法、王霸道杂之为实践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他们的行动方式很具体。在那些被新联盟纳入势力范围的地区，儒哈比主义者会先派出文化评估小组，对当地的语言、习俗、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全面调研。然后他们会根据调研结果制定一份汉化进度表，列明当地需要完成的文化改造项目、预期完成时间、以及考核标准。进度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标识上的语言替换进度、教育体系中华夏经典课程占比、节日习俗与历法调整方案、以及行政文书格式的标准化程度，饮食改造程度。
如果当地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进度表上的指标，儒哈比主义者会给予肯定和奖励——通常是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优惠或技术援助。如果未完成，他们就会启动调校程序。
“调校”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中性化词汇。在实际操作中，它通常意味着对当地政府结构进行重组，将那些被认为“不符合儒家治理理念”的官员替换为经过儒哈比学院培训的新人，并对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调校”还会包括对当地文化符号的系统性修正——比如将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节日移出法定假日名单，或者将那些被认为“有悖于礼”的文艺作品从公共传播渠道中撤出。有些时候，他们也会选择一些一劳永逸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产生问题的个体。
调校的过程往往是血腥的，特别是在那些文化传统与儒家差异极大的地区（基本上是欧罗巴所有地区）。儒哈比主义者们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他们认为，“仁”的前提是“识别同类”，而“同类”的标准是共享一套基本的文化认知框架。如果一个群体无法或拒绝接受这套框架，那么他们就不属于“人类”的范畴，而应该被当作需要改造的对象来处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会采取一些不忍言的方式，但这都是那个地区的阵痛。
“一汉当五胡”，这句源自古代史书的短语，被儒哈比主义者们赋予了新的含义。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武力对比，而是文明密度。一个有明确自我认同、清晰文化边界、系统知识传承的个体，其“文明当量”远高于五个生活在混沌、无序、缺乏共同价值认同中的个体。那些“不服王化”者，在他们眼中不是敌人，而是尚未被“文明化”的对象——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需要被放到正确的磨盘上，经过足够时间的打磨，才能展现出应有的光泽。
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对那些被改造的主体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不仅要学习新的语言、新的礼仪、新的思维方式，还要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那些他们在旧世界中习以为常的习俗、节日、禁忌，在新秩序下被标记为“过时”或“落后”的东西。
儒哈比主义者们会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热情去推动这些改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新联盟内部的基层干部岗位，经历过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完整转型过程。他们相信，既然自己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么其他地区的人也应该能够完成——如果他们不能，那只能说明他们不够努力，或者还不够“文明”。
“这是一个将文化认同与生存权直接绑定的体系。”安哥拉·曼纽有一次在卫宫的意识中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近乎凝重的认真，“你构建了一个‘如果不成为我们，你们就无法生存’的世界。这比任何宗教都更彻底。宗教许诺的是来世，而你们许诺的是今生，只有真正的蠢货才会选择反抗你们，而那些蠢货，是完全不被需要的边角料。”
卫宫没有反驳。他只是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那片被极光照亮的雪原，沉默了很久。他知道安哥拉·曼纽说得对。他也知道，这个体系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转下去，不需要他持续推动。儒哈比主义者们会自行扩张、自行解释、自行调整，就像一种被植入土壤后自行生长的藤蔓，会沿着一切可攀附的结构向上延伸，直到覆盖所有能触及的表面。而这一切，都不会出任何问题，因为这一套体系，是会不断自我革新、自适应的恐怖体系，而目的只有一个：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边界开拓到宇宙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