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乡下姑娘的谋生路
九十年代初，北方乡下的日子，还裹着一层灰蒙蒙的土气。那时候改革开放的风虽吹得热闹，可吹到偏僻村庄里，力道就弱了大半。外头大城市的工厂潮、打工热，跟村里这些庄稼人压根沾不上边。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十七八、二十出头的姑娘们，根本没什么正经出路，更别说像后来那样成群结队往南方、往城里奔，进厂打工、闯世界。
那会儿的乡下，讲究的是“女主内，男主外”，姑娘家读完初中，能认几个字、算几笔账，就算是有文化了。大多人家，闺女念完小学，顶多上个初中，就回家帮着家里喂猪喂鸡、洗衣做饭、拾掇庄稼。等到十八九岁，媒婆上门说亲，寻个本分人家嫁了，一辈子围着锅台、田地、孩子打转，这就是庄户姑娘生来的命。
可九十年代初，世道悄悄变了点模样。村里的壮劳力，有的开始跟着村里包工头去外地盖房子、出苦力，好歹能挣点现钱。姑娘们看着眼热，心里也痒痒，不想一辈子窝在家里，靠着爹娘养活，更不想早早被婚姻捆住手脚。可那时候，外头根本没有招工信息，没有劳务市场，也没人敢随便带个大姑娘出去闯荡，一是怕路上不安全，二是怕村里人嚼舌根，说姑娘不本分、往外野。
姑娘们能落脚挣钱的地方，屈指可数。近处就是村西头那座砖窑厂，那地方常年尘土漫天，烟熏火燎，是村里最苦最累的活场。男人们在里头出窑、搬砖、和泥，干的都是拿力气换饭吃的重活。姑娘家要是去窑厂，干不了男人的粗重活，就专管晾晒砖坯子。这活听着轻巧，实则是遭罪。春夏天日头毒，窑厂院里光秃秃的，连棵遮阴的树都没有，大太阳直直晒在头顶，晒得人头皮发烫，后背的衣裳湿了干、干了湿，结出一层白白的盐渍。
姑娘们要赶在太阳好的时候，把刚脱好的湿砖坯一块块搬到坯架上码齐，码得整整齐齐，通风晾晒。遇上天阴要下雨，就得疯了似的往坯子上盖草苫、扇扇，怕雨水把坯子泡塌了、泡散了；雨停了、日头出来了，又得赶紧把苫子掀开，让坯子接着晒。一天到晚蹲在坯架堆里，弯腰搬坯、盖苫、掀苫，一刻不得闲。窑厂风大，尘土混着砖末子满天飞，一天干下来，满脸满身都是灰，鼻孔、耳朵眼里全是砖渣子，头发黏糊糊地贴在脸上，活像个土人。身上穿的粗布褂子，洗上十遍都洗不净那股尘土味，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硬茧，嫩生生的闺女，不出半个月，就晒得黢黑，手上全是糙皮。
虽说又脏、又热、又晒，遭罪得很，可姑娘们还是愿意干。只因窑厂好歹能现结工钱，能挣到实打实的票子。
再远一点，就是镇上的几家厂子。镇上有个箱包厂，还有地毯厂、挂毯厂，都是镇上人开办的小厂子，规模不大，厂房就是几间平房，里头摆着一排排缝纫机、织布机。这几家厂子，就成了村里姑娘们眼里最好的去处。不用风吹日晒，不用下地刨土，坐在厂房里干活，好歹干净体面些，关键是能挣到现钱。
那时候的工钱，低得可怜。不管是在窑厂晒坯，还是在箱包厂踩缝纫机，一天干上八九个小时，手不停歇，一天下来也就挣个十块八块。十块八块，在现在看来，买杯奶茶都不够，可在九十年代初的乡下，那可是实打实的活钱。那会儿一斤猪肉才两三块钱，一块钱能买一大把青菜，五毛钱能买两个大馒头。姑娘们一天挣的钱，够家里买两天的菜，够自己扯块花布做件新衣裳，够攒着给自己添点胭脂头绳。
在庄户人眼里，能挣到现钱，就比什么都强。姑娘们不用再手心朝上跟爹娘要钱，不用买个针头线脑都要看爹娘脸色。手里攥着自己挣的票子，心里就踏实、硬气。哪怕一天就挣十块八块，哪怕干活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出茧子，姑娘们也心甘情愿。总比天天窝在家里，没事干东游西逛，被村里人说“懒丫头”“吃闲饭”强百倍。
那时候，村里但凡到了年纪的姑娘，要么咬牙去窑厂晒坯子吃苦受累，要么挤破头想去镇上的厂子。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姑娘们就揣着两个凉馒头，挎着布包，三五成群结伴往镇上赶。土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一路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傍晚太阳落山，再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身上要么沾着箱包厂缝纫机机油的味道，要么裹着窑厂的尘土味，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
对她们来说，厂子不只是挣钱的地方，更是她们能接触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在厂里，能听到别的村的新鲜事，能知道镇上的热闹，能看着自己手里的活计变成一件件箱包、一块块地毯，或是看着一块块湿砖坯，在自己手里晒成硬邦邦的成品砖。她们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念想：靠着自己的双手，挣点钱，不用一辈子困在庄稼地里，哪怕只是挣点零花钱，也是自己挣来的底气。
九十年代初的乡下，日子清贫，前路渺茫，可这群年轻的姑娘，就靠着镇上那几家小厂子、村头那座砖窑厂，靠着一天十块八块的工钱，挣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安稳，也藏着一份对好日子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