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萼薇把铅笔放在桌面上，靠着椅背，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道被夕阳斜照映出来的光纹上。
落萼薇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社会的思想败坏和道德低劣，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整个文化结构都被一种弱肉强食的世界观所支配——那种世界观从奴隶制时代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从未被彻底动摇过。”
“在这样的土壤上，任何关于‘公平’和‘仁爱’的说教都像是把种子撒在石头上。”
“而在这种极端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社会之中，儒家思想则是一种比奴隶制思想更先进的思想体系。”
“我需要在这个社会里搞一些封建礼教的东西来进行思想上的过渡，先将那些至今仍然顽固存在的奴隶制思想残余逐渐冲刷掉，让人们先学会基本的廉耻之心。”
“当一个人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食人这种行为至少会被他们视为一种羞耻而非荣耀。”
“当一个人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虐待童工和遗弃老人的行为就会从一种‘正常的管理手段’被重新定义为‘道德上的败坏’。”
落萼薇坐直身体，重新拿起铅笔，在那叠空白稿纸的下一页写下了一行标题：《圣人言》。
然后落萼薇在标题下面开始逐条抄录那些从杨素行的记忆中浮现出来的论语和其他儒学经典的语录。
落萼薇的笔尖在纸面上平稳地移动着，手腕的每一次转动都在那些纸页上留下一行力透纸背的凯尔曼语译文。
那些字句被落萼薇精确地转换成了这个世界的语言，保持了原文的简洁和力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落萼薇在纸页上写下。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落萼薇在纸页上写下一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落萼薇继续写。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落萼薇把最后那句引文用括号括了起来，在旁边用铅笔写了一个注脚：“此句暗合唯物史观，使用需谨慎。”
落萼薇写完之后把那几页纸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在每一条语录下面加了一段注释——
那些注释把孔子的原意解释成了一种更贴合这个世界宗教语境的表述——
像是把孔子的“仁”解释为“救世主赋予每个人的理性之光的延伸”，把“礼”解释为“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敬畏和遵从”。
那些注释被落萼薇写得滴水不漏，每一个词都在主流教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原文的力量仍在那些注释的遮蔽下保持着完整。
落萼薇在那些语录的排列顺序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把那些最贴近救世教教义的内容放在了最前面。
落萼薇则把那些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放在了后面，并用了一种“渐进式”的排列方式——
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接触到那些更加深刻、更加颠覆性的内容。
那篇《圣人言》被落萼薇以“读者”的笔名在一家小型文学杂志上无效匿名发表之后，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引发了远超落萼薇预期的反响。
最早注意到那篇文章的是救世教教会内部的一些低阶神职人员，他们在例行阅读文艺杂志时偶然看到了那段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述。
一位年轻的神职人员在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把它抄在一张纸条上夹进了自己的经书里。
年轻的神职人员在几天后的一次私人交谈中对同事说：“这位‘读者’写的那些话，听起来比很多布道还要贴近经文的真意。”
“虽然说的不是救世主，但那种对他人处境的考量，不就是救世主教我们该有的样子吗？”
这句话像一颗火星一样落在了干草上，教会内部的舆论逐渐开始分化——
保守派的神父和主教对那篇文章的内容保持警惕，他们认为任何来自宗教之外的说教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即使那些话听起来再正确，也不能被当作可以接受的“补充教义”。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更加开明的教士阶层成员开始认真地研究那篇文章的内容。
他们甚至在一些教区的内部会议上引用了那段话，用来说明“异教思想中也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这种观点的出现在教会高层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那些保守派愤怒地指责那种态度是“对神圣教义的稀释和妥协”。
而那些开明派则辩解道：“我们不是在稀释教义，我们是在用其他体系中的合理部分来印证我们的教义。”
这场争论在几周之内从教会的内部扩散到了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几家主要的报纸开始刊登关于“读者”和那篇《圣人言》的长篇评论文章。
《首都日报》在一篇题为《一种新道德语言的诞生》的评论中写道：
“那位署名‘读者’的作者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些表述方式在教会外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几乎没有过类似的讨论。”
“它们既不像那些虚无主义者的口号那样否定一切秩序，也不像那些狂热信徒的布道那样排外和极端。”
“它们提供了一种适中的、有温度的道德框架，让人在其中感觉到一种来自理性而非来自恐惧的约束。”
另一份报纸《赫利俄斯新闻报》则刊登了一篇更倾向于批评的评论，质疑那些语录的来源：
“那位‘读者’引用的那些话，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她从未明确说明这些话语的出处。”
“它们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像是某种被整理过的散落在各个古老文本中的残余智慧。”
“作为读者，我们有权知道这些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仅仅被告知它们‘听起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