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四艘移民船在一周内先后抵达里斯本港。“葡萄牙之星号”已经跑了第三趟但泽航线，船况开始老化，船长在航海日志里抱怨右舷锅炉压力不稳。
“杜罗河号”是皇家非洲船运公司刚从纽卡斯尔买的二手货轮，改装统舱后头一次跑移民航线，船上的木匠还在敲敲打打地修补隔舱板。
“圣母玫瑰号”从敖德萨绕道黑海，搭载的沃里尼亚农户在船上烤了十四天，下船时腿都是软的。最小的一艘是“圣乔治号”，从利物浦直发，载着爱尔兰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甲板上堆满了捆扎好的行李麻袋。
罗德里格斯的登记册比去年厚了一倍。他在海关大棚里支了三张桌子，每张桌子配一个翻译和一个医生。
截至六月二十日，第二批移民实际到港人数为八千四百人。
加上去年第一批抵达并已在里巴特茹和巴西各安置点落脚的移民，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利物浦和那不勒斯招募的总人数已超过一万四千人。
卡洛斯在当天下午来到码头。陪同他的只有费雷拉和罗德里格斯。
海关大棚里挤满了排队的移民，有人抱着孩子坐在行李卷上，有人正在接受医生的牙齿检查。
一个加利西亚老妇人从医生面前站起来，用波兰语对翻译说了一句话。翻译转过来对医生说：“她说她有六颗牙是假的，是铁匠给她打的，要不要拔下来检查？”医生摆了摆手，在体检卡上写了一个A。
“这次转运怎么安排？”卡洛斯问。
罗德里格斯翻开手上的登记册。“按照上次调整后的分配方案执行。巴西圣保罗州新辟的咖啡扩种区承接最大份额，约三千人，全部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农户，有至少两年大田耕作经验。
这批人不在里斯本中转站久留，体检合格后三天内上船，直接走皇家非洲船运公司的巴西专船，预计七月中旬到达桑托斯港。
圣保罗咖啡联合公司那边已经派人提前在桑托斯港等着了，棚屋、口粮、农具和第一批种子都备好了。”
他翻了一页，“这批人到了以后，圣保罗咖啡扩种区的劳动力缺口能填上将近一半。”
“本土呢？”
“留在本土里巴特茹农业区的约两千人。跟去年第一批一样，安置在圣塔伦教会提供的农田和改建的农舍里，每五十户配一组公牛和奶牛。
扬·马泰伊科，就是那个去年那个自费买船票的波兰人，已经是里巴特茹第三安置点的工头，管着三十个家庭。
他上个月用葡语给安置点管理官写了一份报告，说今年春播的土豆出苗率正常，建议秋天种一季黑麦。”
罗德里格斯把登记册翻到附录页，“他写报告用的葡语有拼写错误，但意思基本清楚。”
“他学葡语只花了一年。”
“一年零两个月。但他每天都在说。他在老家识字，学新语言比文盲快得多。”
费雷拉在边上开口了。他把自己的账本摊在码头边的木箱上，手指点着最近几页。“这批移民的转运费用比去年那批下降了约百分之七。
原因有两个：一是皇家非洲船运公司已经跑顺了巴西专船航线，每月一班，调度效率比去年临时加开专船时高了不少；二是利物浦和那不勒斯航线的船票价格比但泽和敖德萨便宜，航程短，中途不停靠。
但安置点的基建和维护费用在涨，里巴特茹安置点的房舍维修、灌溉渠清淤、公牛饲料和兽医检疫，这些开支去年没算够，今年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约百分之十二。”
“莫桑比克那边呢？”卡洛斯转向罗德里格斯。
“莫桑比克承接了约一千二百人，三百户，全部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农户里筛选出来的有采矿经验或愿意下矿井的。
太特煤矿的第一批矿工营房已经在赞比西河边搭好了。
皇家制药公司从二月开始给莫桑比克移民点供应奎宁，每周一批，走洛伦索马克斯港转运。
到目前为止，这批人里没有出现疟疾死亡病例。”罗德里格斯合上登记册，“但维多利亚铁路的延伸段还没修到太特。
目前从洛伦索马克斯到太特矿区的最后两百公里只能靠牛车和徒步，运送一吨煤到海边比挖一吨煤贵得多。”
“费雷拉先生，维多利亚铁路的进度怎么样？”
费雷拉翻到账本的另一页。“铁路从洛伦索马克斯往内陆修了一百二十公里，目前停在加扎省边界。
承包商是英国公司，施工进度比合同延后了至少半年，原因是雨季路基塌方和枕木供应中断。
帝国公共工程部的工程师上个月去现场看了一次，回来报告说如果资金不追加，这条铁路修到太特至少还要三年。”
他停了一下，“修到太特之前，太特的煤运不出来。花在矿工营房和奎宁上的钱等于是在养人，不是在出煤。”
“那就继续养。”卡洛斯说，“移民到了莫桑比克不只是挖煤，他们在赞比西河边种地、修路、建码头。
这些人教会当地人怎么用牛耕地，教他们用葡语喊劳动号子。
煤矿暂时运不出煤是真的，但代价是暂时的。等到铁路修通那一天，太特煤矿不需要再从本土招第一批矿工，第一批已经在矿上住了三年，对每一条巷道比工程师还熟。”
费雷拉在账本上记了一笔，他没有反驳，但他在太特煤矿那一栏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圆圈，这是他标记“持续关注”的习惯。
罗德里格斯继续说：“安哥拉承接了约一千人，主要安置在罗安达港扩建工地和本格拉铁路定桩段沿线。
这批人里有一部分意大利石匠，那不勒斯那条线我们已经压缩到每年两百户，这批意大利人是去年已经通过招募审核的，按计划分配到安哥拉，和东欧移民混编安置，没有单独形成意大利人社区。
爱尔兰人约一千二百人，三百户，全部留在本土，分配在里巴特茹和科英布拉之间待开垦的荒地。
他们中不少人在利物浦码头干过搬运，体力没问题，但对南欧夏季气候的适应还需要观察，有几个爱尔兰妇女在里斯本中转站中暑了，不算严重，但后续安置点最好选在沿海通风的地段，不要往内陆塞。”
“不要往内陆塞，记下了。”卡洛斯说，“这些数字今天夜里整理成一份进度表，明天交给里贝罗首相。
他在御前会议上需要用这份数据。”
费雷拉从木箱上站起来，把账本夹在腋下。“还有一件事，陛下。咖啡价格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已经跌了将近百分之八。圣保罗咖啡联合公司的出口收入今年前五个月比去年同期少了约两万英镑。
如果咖啡价格继续往下走，接下来几批移民的安置费就不能完全指望咖啡公司的盈余，需要从橡胶公司的利润里多切一块过来。”
“橡胶价格呢？”
“橡胶在涨。
伦敦橡胶报价比去年高了百分之十二，邓洛普的轮胎厂今年又要扩产。马瑙斯收购站今年头五个月的橡胶发货量比去年同期多了将近四成。咖啡少赚的部分，橡胶能兜底。”
“那就先切。咖啡公司在雨季之前把移民安置好，成本比雨季来了再临时抱佛脚低得多。
费雷拉先生，你今天一直在算超支，但咖啡庄园的劳动力缺口每空一个月，损失的就是一季咖啡豆。”
费雷拉没有说话。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海关大棚里，一个爱尔兰码头工人正用英语跟翻译争执。
争执的内容是关于行李，他坚持要把他那口铁皮箱子带上转运船，但箱子的重量超过了每人限带三十公斤的规定。
翻译用英语问他里面装了什么，他说是一套铁匠工具，在利物浦用了十五年。翻译转过来对登记官用葡语说了几句。登记官抬头看了卡洛斯一眼，卡洛斯点了一下头。
翻译转向爱尔兰人，用英语说：“交五个米尔雷斯的超重费，箱子带上船。去了巴西，那边没有铁匠铺，你会是第一个。”
爱尔兰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数出五个米尔雷斯，放在登记官桌上。登记官在表格上写：行李超重费已收，铁匠工具，准予携带。
“一个铁匠和一套工具。”卡洛斯对罗德里格斯说，“在巴西的咖啡庄园里比五十个只会种地的农民更有价值，这个人要在分配表上单独标注，把他和他的家属分配到庄园密度最高的那个安置点。”
罗德里格斯在登记册上找到那个爱尔兰人的名字，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一个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