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德在里斯本已经待了将近一个月。
他参观了特殊钢厂的高炉、海军船厂的干船坞，在皇家理工学院旁听了一节冶金学课，还在里巴特茹移民安置点跟几个加利西亚农民用生硬的葡语聊了半天天。
甚至在辛特拉训练营看了一次机枪实弹射击，马克沁机枪的连续射击声让这个来自婆罗洲的华人书记半天没说出话来。
但今天，他坐在卡洛斯面前，是要讲另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罗芳伯。
卡洛斯的书房里只有三个人。
他本人、陈明德、以及负责记录笔记的殖民大臣平托。
陈明德从藤箱里取出一本用蓝布包裹的旧册子，封面上的毛笔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兰芳公司总簿·甲编”。
他把册子放在桌上，没有翻开，只是用手掌轻轻压着封面。
“陛下，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
乾隆三年生人。
1772年，他带着一批同乡渡海到婆罗洲。
那时候坤甸还是一片荒滩，荷兰人还没来，本地马来苏丹的势力范围只到沿海。
罗芳伯在坤甸开矿，用的是客家传统的‘公司’组织，所有人按股分红，矿权归集体所有，推举最有能力的人当‘大哥’。
他当了十八年大哥，从1777年一直当到1795年去世。”
“公司。”卡洛斯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这个‘公司’跟欧洲的东印度公司有什么不同？”
“陛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授权的商业垄断组织，罗芳伯的公司是一群矿工自己管自己的组织。
没有股东，没有董事会，没有国家授权。
决策靠公议，大哥靠推举，收入按股分红。
华侨矿工在西婆罗洲建立的这个自治实体，在鼎盛时期拥有超过三万名华人移民，开采了数十座金矿，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来抵抗马来海盗和荷兰人的入侵。
罗芳伯去世前，公司已经控制了从坤甸到东万律的广大区域，荷兰人不敢轻易踏足。”
“为什么他的故事在亚洲以外的世界几乎没人知道？”
“因为他创立的不是一个王朝，他从来没有称王。
他创立的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古老、也更脆弱的制度。
1777年罗芳伯被推举为‘大唐总长’。
他死后总长由公司成员继续公推，先后换了十任。
直到1884年，荷兰人趁着公司内部发生分歧、总长威信衰弱的时候，派兵攻占东万律，强行解散了公司。
但荷兰人发现他们无法管理这些金矿，他们不懂采矿技术，也不懂怎么跟华人矿工打交道。
所以他们保留了公司的一些人，让他们继续在荷兰人的监督下经营。
这就是为什么坤甸的金矿到现在还在出金。”
“你们和荷兰人之间，过去十几年是怎么相处的？”
陈明德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从蓝布册子上移开，放在膝盖上。
他开始讲述自己亲历的一个故事，语速缓慢，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1885年冬天，荷兰人解散兰芳公司以后的第一年。
那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十月就开始下暴雨，河水涨了两尺半。
荷兰人在坤甸发布了新的采矿法令，要求所有矿主必须向殖民政府申请许可证，每张许可证每年五十荷兰盾。
五十盾对金矿主来说不算什么，但许可证的附文规定，所有开采出来的黄金必须卖给荷兰人指定的收购站，收购价由荷兰人定。”
卡洛斯打断他。“比市价低多少？”
“大约低三成。坤甸的华人矿主当然不愿意接受。
有一位姓梁的矿主叫梁阿金，在东万律开矿开了二十年，手底下有三百多个矿工。
荷兰人的征粮官带着十来个土着士兵来收税，梁阿金把许可证撕了，当着征粮官的面把碎片扔进了泥里。
征粮官没说什么，带着人回去了。
三个月后，一艘荷兰炮艇沿河开到东万律，艇上带着大约五十名荷兰士兵。
他们是来杀人的。
梁阿金被吊死在他自己的矿井架子上，矿工们被赶出矿区，有几个反抗的被当场开枪打死。
荷兰人把尸体扔进矿井里，然后封了井口。”
平托停下了记录的笔。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陈明德。
房间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陈先生，你说的这个梁阿金，他死后，他的矿工去哪里了？”
“一部分逃到沙拉望，加入了当地的秘密会社。
一部分留在坤甸郊区，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
还有几个老矿工，到现在还在东万律矿上干活，他们在那里挖了三十年，熟悉每一条巷道、每一处矿脉。
他们不敢跟荷兰人公开对抗，但他们记得荷兰人封井口那天，把梁阿金的尸体扔进井里之前，一名荷兰军官用马来语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不服从的下场。’”
“陈先生，你这次来里斯本，不只是为了讲梁阿金的故事。”
“陛下，我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兰芳公司虽然被荷兰人用武力解散了，但华人社区的自治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
我们现在还有咨议局。我们有学校、有祠堂、有商会。
荷兰人虽然占领了坤甸，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我们。
就像梁阿金，他死了，但他手底下的矿工还记得怎么采金，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公司，记得罗芳伯。
我们是商人，不是革命者。我们不想推翻荷兰人，我们也没有那个力量。
我们想找一个保护者，就像你们的巴西。
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主也没有被剥夺财产，他们保留了土地和议会，只是换了一面旗帜。”
“1885年荷兰人封了梁阿金的井口。十四年过去了。
如果葡萄牙介入婆罗洲，梁阿金的那口井，还有东万律所有被封的井，应该重新打开。”
卡洛斯翻开陈明德带来的“兰芳公司总簿·甲编”。
“这份总簿……
可以暂时留在我这里吗？”
“可以。
这份总簿有两份，一份存放在坤甸兰芳公馆的祠堂里，一份我带到了里斯本。
陛下想看多久都可以。”
“陈先生，你说服了我。
今天你讲的不是罗芳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你们华人在海外独自生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走的路。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