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博尔热斯从澳门调回后已经在里斯本待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他主持起草了三份关于中东局势的备忘录，与外交部阿拉伯语翻译官反复核对了谢里夫家族来函中的每一个敬语和暗示，还抽空去了一趟巴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两位研究奥斯曼行省制度的法国学者。
今天他带来的不是备忘录，而是一份行动计划。
与会者不多：卡洛斯、首相帕拉尼奥斯、外交大臣阿布雷乌、博尔热斯本人，以及王室枢密院秘书长阿尔梅达。
“谢里夫·阿卜杜拉回麦加后的第一封信，三天前到了开罗领事馆。”
博尔热斯把一封译好的信件放在桌上，“他说，他父亲侯赛因对摩苏尔农业学堂的提议‘感到欣慰’，同意在下次朝觐季结束后选派两名汉志青年前往摩苏尔学习。
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条件，这两名学生不得被登记为‘谢里夫家族派遣’，只能以普通汉志居民的身份入学。”
“保护他们。”卡洛斯说。
“是的。
如果伊斯坦布尔知道谢里夫家族把年轻人送到一个欧洲国家开办的学堂，青年土耳其党人会认为这是背叛的信号。
侯赛因在信里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清楚：他需要这条通道，但这条通道必须藏在水面以下。”
帕拉尼奥斯抚着下巴。
“他这是想在不承担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合作的好处。
如果我们答应了，将来这条通道的价值就不会有谢里夫家族的公开背书。
如果不答应，连现在这点联系都可能断掉。”
“我们答应。”
卡洛斯说，语气没有迟疑，“这件事本来就不需要公开背书。
隐蔽通道的价值在于隐蔽，不在于署名。
侯赛因越是谨慎，越说明他真正打算长期使用这条通道。
他要是大张旗鼓地派学生来，我反倒要怀疑他是不是在拿我们当谈判筹码去和英国人要价。”
博尔热斯点了点头，又翻出第二份文件。
“第二件事，摩苏尔试验站的情况。特谢拉发来的周报提到，试验站周边几个阿拉伯部族的首领在最近两个月里开始主动与试验站接触。
最先来的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朱海尔部族。
他们提出用羊皮和羊毛交换我们修好的蒸汽水泵。
特谢拉同意了，他给那个部族修好了三台英国产的旧水泵，换回来四十张羊皮和十二袋燕麦。”
“特谢拉的判断是什么？”阿布雷乌问。
“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信号。
朱海尔部族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有大约一百五十个帐篷，直接影响着从摩苏尔到巴格达之间的一段河道。
他们不亲奥斯曼当局，也不亲任何外部势力。
他们只关心水和草场。
如果我们能通过水泵、农具、兽医药品这类东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将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做任何勘探和开发，他们至少不会站在敌对的一边。”
卡洛斯拿起特谢拉的报告原件。
报告是用铅笔写在薄信纸上的，字迹工整，但有几处被水渍洇开，大约是雨水或者河水。
“特谢拉有没有提到他们对我们钻井的看法？”卡洛斯问。
“提到了。”
博尔热斯抽出报告中的一页，“他写的是——
‘本月幼发拉底河谷的阿拉伯牧民多次在试验田附近的土坡上观望钻井机运转。
他们没有靠近，也没有阻挠。
但有两三个人曾向试验站的本地雇工打听过那些“铁水井”是否只用来浇地。
雇工照我们教的话说，是在打深井找干净水，也看看地下能不能打出油。
牧民没有继续追问。’”
“他们追问不追问，心里已经在猜了。”帕拉尼奥斯说。
“猜是好事。”
卡洛斯把报告放下，“猜的人至少没有拔刀。
等他们确认这些井不会抢走他们的水源，他们就会把猜变成习惯。
习惯久了就是信任。
特谢拉做得对，把钻井机说成打水井和探油的两用工具。
这样一来，当地人对钻机的认知就不会和石油开采直接挂上钩。
将来他们知道我们采油的时候，已经晚了十年。”
阿布雷乌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抬头。
“陛下，第三件事涉及到德国。
我们在摩苏尔的伪装钻井队里有德方派来的三名地质学家。
上周，其中一位汉斯·库尔曼博士对试验站雇用的本地牧童使用了不恰当的体罚。
孩子只是从钻井场地的工具堆里捡走了一小段废铜管，库尔曼用马鞭抽了他两下。
特谢拉已经把孩子送回了部族，并私下赔了一笔钱，但事情还没有外传。
库尔曼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特谢拉担心这类事件会毁掉试验站与当地部族的关系。”
会议桌旁沉默了几秒。
帕拉尼奥斯先开的口：“这是个麻烦。我们既不能公开批评德国人，巴格达铁路合作需要他们，也不能任由德国人在我们控制的区域里用殖民者的方式对待阿拉伯人，那会把我们多年积累的怀柔形象撕开一道口子。”
“特谢拉是试验站的负责人。”
卡洛斯说，“在他的区域，所有外来人员包括德国专家都必须遵守他的行为规范。写一封信给库尔曼。
告诉他，在摩苏尔试验站，所有涉及当地居民的事务都由葡萄牙方面统一处理。
如果他再动手，下一次被送回家的就不是牧童，而是他。
信由特谢拉亲自转交，用德语写，措辞要正式，不要给柏林留下任何可以申诉为‘侮辱’的把柄。”
“如果库尔曼向柏林告状呢？”阿布雷乌问。
“那柏林就会知道我们和当地部族的关系比他们想象得更深。
这恰恰是我们想让德国人知道的事情。
他们越清楚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根扎得深，就越不敢在合作谈判中把我们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掩护壳。
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兴趣比他们早，也比他们更有耐心。
库尔曼事件是一次测试，如果柏林愿意约束自己的人，说明他们需要我们，合作关系可以继续。
如果他们装作看不见，那就要重新评估他们在摩苏尔的角色。”
阿尔梅达一边记录，一边低声说：“所以这封信也是一封测试信。”
“对。
外交上很多话是写给人看的，同时也是写给另一个人看的。
库尔曼会看到提醒，柏林会看到我们没有被德国人牵着鼻子走。
同一封信，两个读者。”
博尔热斯把一份三页纸的方案放到桌面上。
“接下来是长期铺排的具体计划，请陛下过目。”
方案封面只写了一行字：《美索不达米亚部族接触三年纲要》。
卡洛斯翻开。纲要分为五个部分：一，继续以农业学堂和兽医站为支点扩大与幼发拉底河谷部族的日常联系；二，在摩苏尔和巴士拉之间设立三个流动医疗服务点，由皇家医学院热带医学系派出医生轮驻；三，从明年起每年邀请三至五名部族首领的儿子到里斯本或里约参观海军基地和工业设施；四，试验站逐步引入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教学，消除语言隔阂；五，所有接触活动不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不建立任何正式同盟，不做超出商业和技术交流范围的承诺。
“第五条是关键。”
卡洛斯把方案合上，“不让任何部族觉得我们在收买他们。
“陛下，我斗胆提一个问题。”博尔热斯说，“这份纲要从纸面上看，成本很低。
每一项单独列出来，都是几千米尔雷斯到几万米尔雷斯的小钱。
但如果这些部族真的开始依赖我们的水泵和兽医，而奥斯曼当局或者德国人从中作梗，我们有没有第二手准备？
我们能不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他们？
如果不能，这些关系建得越深，将来越难收场。
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在他们被逼问时保持沉默。”
卡洛斯没有立刻回答。
他沉默着转动手里的铅笔——
那是从皇家军事学院带回来的，笔杆上刻着“校长用”三个字。
“博尔热斯，你问到了最核心的问题。”
卡洛斯说，“但我们不能按照殖民者保护附庸的方式去回答。
我们没有在美索不达米亚驻军，也不会因为几个部族和奥斯曼当局的摩擦就出动炮舰。
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是石油和农业，不是领土。
没有领土野心，就没有驻军。
没有驻军，就保护不了任何人，至少不能用军队保护。
但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如果奥斯曼当局因为某个部族与葡萄牙试验站来往而施压，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表态，可以通过贸易优惠让伊斯坦布尔觉得这些摩擦不划算。
保护不一定是派兵，有时候是让对手觉得打你一顿的成本高于忽视你的成本。”
“如果外交失效呢？”帕拉尼奥斯问了一句。
“那就承认失败，退回摩苏尔。
帝国不会为了几个贝都因部族打一场中东战争。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不会。”
卡洛斯的语气冷静得近乎残酷，“你们记住，长期投资不意味着感情用事。
我们建试验站、派医生、修水泵，都是在为帝国二十年的利益服务。
如果形势逆转，我们必须有撤回的底线和勇气。
二十年后我们的力量真正到达了那里，再谈保护也不迟。
现在谈保护，是自欺欺人。
奥斯曼帝国还没到垮台的时候，英国人还在波斯湾北岸守着。
我们只是提前埋了牌，没有坐在牌桌上。
这点分寸，每一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工作的人都要清楚。”
博尔热斯低下头，慢慢合上了他的文件夹。
他比谁都更懂卡洛斯的风格。
该慷慨的时候绝不吝啬，该冷静的时候绝不热血。
帝国的中东政策从1898年第一次接触兰芳华人代表时就是如此。
快二十年了，这套手法始终如一：先用技术、教育、医疗和贸易去敲门，绝不用枪。
枪是敲门砖失效之后才用的东西。
“陛下，那三艘驱逐舰的锅炉喷嘴已经下了加急单。”
阿尔梅达忽然说了一句，“和摩苏尔的事不相关，但我想在会议记录里补一笔，提醒您——”
“我知道。
工期很紧。
你要说的我会记着。”
卡洛斯打断了他，“先盯紧特谢拉。
给他发电报，四个字就够：继续。但别急。”
阿尔梅达点头。
窗外的日光斜斜照进来，切过会议桌的一角。
没有人再说话。
帕拉尼奥斯在翻看纲要第三页时皱了一下眉，但最终没有发问。
他只是在散会前低声对阿布雷乌说了一句：“这份纲要如果五年后还放在这里，就说明它起了作用。”
阿布雷乌回答：“也说明我们没有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