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民堂的名声越传越远。
五月末那几天，南坡上几乎天天有人来。远的近的，认识的陌生的，赶驴车的、骑骡子的、挑担子步行的，在便民堂门口排着队等着进去看那些老物件。周里正不得不派了两个后生在门口招呼，维持秩序。
人多了，问题也多。
有人捧着《便民实用百科》的坊刻本，指着某页问“这‘深耕宜择晴日’的‘深耕’到底要多深”；有人拿着自家画的图纸，问“照着书里做的这架水车为啥转不起来”；有人带着一包病恹恹的棉苗，问“这叶子卷成这样是啥毛病”。
赵守田他们几个孩子被问得焦头烂额，翻遍了便民堂里那些手抄册子，有的能答上，有的答不上。答不上的，就记下来，第二天跑去榆树巷尽头那座小院问先生。
林越一一答了。
答得极简，有时一句话，有时在地上划几道杠杠示意。可孩子们听懂了，回去转述给那些求教的人，那些人又听懂了。
一来二去，来的人更多了。
六月初三，周里正又去了小院。
他蹲在廊下，抽了半锅烟，才开口：
“先生，俺有个想法，不知道中不中。”
林越靠在藤椅上，望着他。
“说。”
周里正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道：
“这些日子来便民堂的人，好多都是奔着先生的书和法子来的。可先生您不能天天去南坡，那些人也未必都能等到您。俺想着……能不能定个日子，比如逢五逢十，先生要是身子骨允许，就去便民堂坐坐，当面指点指点那些人？”
他说完，小心地望着林越，等着先生的反应。
林越没有说话。
他望着院墙豁口外那片麦田，望了很久。
麦子已经黄了梢，再过十来天就能开镰。风吹过，麦浪一层一层涌过来，像金色的水波。
“逢五逢十。”林越轻轻重复了一遍。
周里正连忙道：“先生要是嫌勤，逢十也行，一月三回……”
林越打断他：
“逢五逢十。”他说，“就从初五开始。”
周里正愣住，随即大喜过望，连连点头：“好！好！俺这就去安排！”
他起身要走，林越又叫住他：
“周里正。”
“哎。”
“不用安排什么。”林越说，“就便民堂门口那棵老榆树下，摆张桌子，几条凳子。谁来问，谁坐下。不用通报，不用排队，不用挑人。”
他顿了顿：
“只要是来问事的，都接待。”
六月初五，头一个“逢五”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南坡上就有人影晃动。周里正带着两个后生，在老榆树下摆了一张旧八仙桌，几条长凳。桌子是村里学堂淘汰下来的，桌面上坑坑洼洼，刻满了孩子的名字。
水生推着林越上坡时，日头刚刚爬上东边那排白杨树梢。
老榆树下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穿短褐的庄稼汉，有背着褡裢的行商，有拎着图纸的年轻匠人，还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看打扮像个落第的老秀才。
他们见林越上来，齐刷刷站起身，有的作揖，有的抱拳，有的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林越摆了摆手。
“坐。”他说。
众人这才慢慢坐回去。
水生把轮椅停在老榆树下，林越靠在椅背上，扫了一眼这些人。
“谁先来？”
众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开口。
那个须发皆白的老秀才忽然站起身，走到林越面前，深深作了个揖。
“林先生，老朽姓方，顺德府人，今年七十有三。”他的声音有些颤，“老朽这辈子，读了四十年书，一事无成。三年前偶得先生大着，如获至宝。今日特来拜谢。”
他说着，又要作揖。
林越望着他。
“方老先生，”他说，“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作揖？”
方秀才愣住了。
林越指了指他怀里抱着的那本破破烂烂的书。
“你书里记的那些，是啥？”
方秀才低头看了看，脸微微有些红。他把书翻开，露出里头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夹着的纸条。
“这……这是老朽读先生大着时记的一些心得，还有老朽这些年走村串户搜集的一些农谚、土方……”
林越点了点头。
“你坐下，翻开，慢慢说。”
方秀才愣在那里，半天没动。
他这辈子，从没被人这样对待过。那些年考科举，考官看都不看他一眼；后来教蒙馆，东家对他呼来喝去；再后来流落乡间，更没人拿正眼瞧他。
可此刻，林先生让他“坐下，翻开，慢慢说”。
他慢慢坐回条凳上，翻开那本破破烂烂的书，开始说。
说得磕磕绊绊，有时词不达意，有时翻来倒去。可林越听着，一直没有打断。
说到某处，方秀才指着一条夹着的纸条道：
“这是老朽在冀州一个老农家里记的，说麦收后种绿豆，绿豆长起来翻压入土，来年麦子能多打两成。老朽试了三年，果然。”
林越点了点头。
“这个法子好。”他说，“比俺书里写的‘轮作肥田’还细。你把它写下来，搁到便民堂里，让后来的人看。”
方秀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低下头，用袖口狠狠抹了一下眼角。
第二个开口的，是个年轻匠人，姓彭，从真定府来。他带来一卷图纸，画的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新式水车，比书上那款省力，可总有几个地方转不顺。
他把图纸摊在八仙桌上，指着几处请教。
林越看得很慢，手指沿着图纸上的线条一寸一寸移过去。看到某处，他停住了。
“这里。”他指着图上某个连接处，“轮轴和叶片的角度，你再算算。书上那款是三十度，你改成四十五度，省力是省力了，可水提不上来。”
彭匠人愣住了。
他画这张图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里路请教了好几个老木匠，没人能看出问题所在。林先生只看了几眼，就点出来了。
“那……那该是多少度？”
林越没有直接回答。
他望着彭匠人，问：
“你老家那条河，水流急不急？”
“不算急，平缓。”
“水车架在哪儿？”
“河边。水大概到腰深。”
林越点了点头。
“三十五度。回去试试。”
彭匠人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飞快记下，嘴里念叨着“三十五度、三十五度”，记完抬起头，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他退回去坐下，旁边的人推他：“咋样？咋样？”他咧着嘴笑，说不出话，只是把那本子往怀里贴得更紧了些。
接着是一个庄稼汉，带来一包病恹恹的棉苗。林越看了看，问了问他那块地的位置、去年种过什么、今年施了什么肥，然后告诉他这是“轮作不当引起的根腐”，让他明年换块地种，今年这块地种一季豆子养养。
接着是一个行商，问的是记账的事。他做生意不识字，全靠脑子记，记多了就混。林越让赵守田过来，说“你教教他”。赵守田紧张得手心冒汗，可还是硬着头皮坐过去，拿出他那本破破烂烂的旧账本，一笔一笔给人讲。
接着是一个接一个，从清早一直坐到日头偏西。
林越靠在藤椅上，没有挪过地方。水生的药端来三回，他喝了两回，有一回忘了喝，凉透了。
那些来求教的人，有的问了就走，有的留下来继续听别人问。日头渐渐西斜，老榆树下的影子越拖越长，可人不但没少，反而多了几个——是先前问完没走的，又折回来听。
太阳落山时，最后一个人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
他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朝老榆树下深深鞠了一躬。
林越靠在藤椅上，没有动。
他太累了。
从清早到黄昏，十几个人的问题，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答。有些问题书上写过，他只需点一点；有些问题书上没写，他得现想，想完了还得让人听懂。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说过话了。
水生推着他下坡时，轮椅吱呀吱呀响。坡不陡，可水生推得很慢，怕颠着师父。
林越阖着眼，像是睡着了。
可水生知道他没有睡着。因为下坡到一半时，师父忽然开口：
“水生。”
“哎。”
“今天那个方秀才，你记着。”
水生愣住：“记着做啥？”
林越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他才轻轻说了一句：
“他那些农谚，比俺书里写的还全。”
六月初十，第二个“逢五”。
来的人更多了。
老榆树下摆了四张桌子，还是不够坐。周里正又加了几条长凳，让人坐在外圈等着。
林越还是那个时辰来，还是靠在藤椅上，还是那句话：
“谁先来？”
这回没人怯场了。
一个接一个，问的比头回还细。有人带着自家地里挖出来的土样，有人揣着从便民堂抄下来的图纸，有人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怕自己说不清楚。
林越一一答了。
答到午后，太阳正毒，周里正想支个棚子遮阴，林越摆了摆手，说不用。
答到申时，药又凉了。
答到太阳偏西，最后一个人才问完。
这回没人走。问完的都没走，坐在外圈，听别人问，听先生答。
太阳落山时，老榆树下还坐着二十来个人。
林越没有催他们走。
他只是靠在藤椅上，望着远处那片被晚霞染红的麦田。
那些人也没有说话。
就那么坐着，坐着，一直坐到暮色四合，便民堂里的灯亮起来。
六月十五，第三个“逢五”。
六月二十，第四个。
六月二十五，第五个。
逢五逢十，雷打不动。
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有时候问的问题刁钻，有时候问的问题简单。有时候来的远客能坐满整个南坡，有时候只有三五个人，在树下和先生说半天话。
不管人多人少，林越都来。
不管问题难易，他都答。
有一天，一个从山西来的老农问完问题，忽然跪下来磕头。林越让人把他扶起来，说：
“不用磕头。你回去把地种好，就是最好的磕头。”
那老农抹着眼泪走了。
又一天，一个年轻后生问完，忽然问了一句：
“先生，您这辈子帮了那么多人，图啥呢？”
林越望着他，没有答话。
他望向远处那片麦田，望向南坡下那些炊烟袅袅的青砖房，望向便民堂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影。
过了很久，他说：
“图啥？”
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图你们往后，不用再跑这么远来问。”
那后生愣住了。
他站在那里，望着林越那张瘦削的、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望着那双浑浊却异常清明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他朝林越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走出很远，他又回过头来。
老榆树下，林先生还靠在藤椅上，望着远处。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南坡的草地上，落在那棵老榆树的树干上，落在便民堂那三个字的匾额上。
那影子很淡。
可他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