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
白露，站在那扇门前。
门楣上，那块写着“书房”的木牌——不见了。
新换的木牌，只有两个字：办公室。
“书房，变成，办公室了？”阿凯，愣了。
“不是‘变’。”沈砚说，“是‘同一扇门，换了布景’。”
“戏，”他说，“把‘书房’那场，撤了。换成——‘办公室’。”
“为什么换？”白露问。
“因为，”沈砚，看着那扇门，“书房的‘信’——咱们，已经，拿到了。”
“信，拿到了，”他说，“戏，就，不会，让咱们，白进一趟。”
“这一场，”他说，“它，让咱们，看——‘账’。”
门，没有锁。
沈砚，轻轻，一推——门，开了。
办公室里，亮着灯。
一盏，老式的，绿罩台灯。灯下，是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
桌上，摆着：一叠稿纸，一方砚台，一支，旧钢笔。还有，一只，倒扣着的，茶杯。
“这，”白露，环顾四周，“就是，贺临川先生的，办公室？”
“是。”沈砚说，“主楼三楼，最里头——二十年，没人进来过。”
“可，”阿凯，看着墙上，“这墙上——”
墙上，挂着一排，分镜图。
图上的笔迹，是新的。
“分镜图，”沈砚，走近了，看，“画的是——民国街，古宅，放映室，茶楼。”
“画的，”他说，“是咱们，今晚，走过的，每一处。”
“有人，”白露，轻声说，“把咱们，走过的路——画成了，分镜？”
“是。”沈砚说，“这间办公室，不是‘贺临川先生的办公室’了。”
“是，”他一字一句，“‘这场戏’的，办公室。”
“这场戏的办公室，”他说，“桌，是道具。灯，是道具。墙上的分镜——也是道具。”
“那，”白露说，“这里，还有，真的东西吗？”
“有。”沈砚说，“找。”
他，在办公室里，一寸，一寸，找。
办公桌的抽屉，一格，一格，拉开。
第一格，空的。
第二格，空的。
第三格，空的。
第四格——拉不开。
“锁着。”沈砚，蹲下来，看。
抽屉的锁孔，很旧。锁孔边上，有一圈，磨出来的，亮痕。
“这圈亮痕，”他说，“说明，这把锁——经常，开。”
“经常开，”白露说，“谁开？”
“贺临川先生，”沈砚说，“他自己。”
“他，”他说，“藏东西，不藏远。就藏，手边。”
他，从衣袋里，取出那支，旧钢笔——是韩岳的，场记本，他，随手，带了出来。
不。
他，顿了顿，把钢笔，收了回去。
他，从自己，贴身的衣袋里，取出——那把刻着“光”字的铜钥匙。
钥匙齿，插进锁孔。
“咔。”
锁，开了。
“铜钥匙，”白露，轻声说，“开的，不是，胶片门——是，这把，旧锁？”
“钥匙，”沈砚，缓缓，拉开抽屉，“认的，不是锁。”
“是，”他说，“‘光’。”
抽屉里，躺着一本，蓝布封皮的，日记本。
日记本，很厚。封皮，磨得，起了毛边。
扉页上，一行字，是贺临川的笔迹：
“戏，要真——就要，有人，牺牲。”
“戏需牺牲，”白露，站在沈砚身后，轻声，念道，“——这就是，贺临川先生，记的，第一条？”
“是第一条。”沈砚，翻开，“也是，最后一条。”
日记里，一页，一页，都是短句：
“今天，胶片，废了，三卷。人，没废。”
“今天，布景，塌了。人，躲开了。”
“今天，有一场，哭戏——演员，哭不出来。我，等了一夜。”
“天亮，她，哭出来了。戏，真了。”
“真了，”沈砚，一页，一页，翻，“他，一辈子，在记的——只有两个字：真。”
“为这两个字，”白露，低声说，“他，可以，牺牲，什么？”
“他，记了一条。”沈砚，翻到中间，停住。
那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得，比别的页，都重：
“人，是，戏的，代价。”
“人的代价，”白露，声音，发紧，“——他，用‘人’，换‘真’？”
“他，这么，想过。”沈砚，说，“也，这么，记过。”
“记过，”他说，“做没做过——这页日记，没说。”
日记，翻到，最后。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两个人。
年轻的贺临川，站在，一架，摄影机旁。
他身边，站着——叶彤。
叶彤，穿着，那条，白裙子。她，没有看镜头。
她，看着贺临川。
照片的背面，写着两个字，是贺临川的笔迹：
“对不起。”
“‘对不起’，”白露，拿着那张照片，指尖，发凉，“这三个字——是，贺临川先生，写给，叶彤小姐的？”
“是。”沈砚说。
“他，”白露，低声说，“对不起她，什么？”
“他，”沈砚，缓缓，说，“可能——是为了，让戏，真。”
“为了，戏真，”她，说，“他——害死了，叶彤小姐？”
“二十年前，”沈砚，说，“叶彤小姐，坠楼那天——他，在，拍戏。”
“拍戏，”他说，“一部，叫《追光》的戏。”
“叶彤小姐，从楼上，坠下来，”他说，“那一幕——他，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白露，声音，发哑，“他，没有，停机？”
“没有，”沈砚，顿了顿，“这一卷，咱们，看到的，第一场，胶片——就是，那一幕。”
“那，”白露，一字一句，“他，是，凶手？”
“证据，”沈砚，看着那张照片，缓缓，说，“不够。”
“哪儿，不够？”白露问。
“日记，只写了，‘人的代价’。”沈砚说，“可‘代价’，是谁，付的——是，他，逼着，叶彤小姐，付的——”
“还是，”他说，“叶彤小姐，自己，要，付的——”
“日记，”他说，“没写。”
“没写，”他说，“就不能，定罪。”
“那，”白露，把照片，轻轻，放回日记本，“这一页，算——悬案？”
“算，”沈砚，说，“悬案。”
他，正要，合上日记本。
忽然，他，停住了。
“白露，”他说，“你，看——日记的，最后一页。”
“最后那页，”他说，“是，空的。”
“空的？”白露，凑过来。
日记本，最后一页——是，一张，白纸。
白纸的边缘，有一道，撕痕。
“有人，”沈砚，缓缓，说，“把，日记的，最后一页——撕掉了。”
“撕得，”他，摸了摸那道撕痕，“很齐。”
“齐，”他说，“是用，尺子，压着，撕的。”
“谁，撕的？”白露问。
沈砚，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向，办公桌，桌角。
桌角，放着一支，旧钢笔。
笔帽，是黑的。笔杆上，刻着两个字：追光。
“这支笔，”沈砚，拿起它，说，“跟，遗书上的笔迹——一样。”
“遗书，”他说，“是用，这支笔，写的。”
“那，”白露，轻声说，“写遗书的人——就是，用这支笔，撕掉，最后一页的，人？”
“是，”沈砚，握着那支笔，缓缓，说，“同一个，人。”
“他，”他说，“写完了，遗书——又，撕掉了，日记的，最后一页。”
“他，”他一字一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最后，那页，写的是什么。”
窗外，忽然，亮起一点，红。
白露，猛地，转头。
办公室的窗外——那台旧摄影机，不知什么时候，架在了，楼下的，雨棚上。
镜头，正对着，办公室。
取景框里，那枚红点，正对着——沈砚，手里的，钢笔。
“红点，”白露，声音发紧，“又，亮了。”
“它，”她说，“在拍，这支笔。”
“不，”沈砚，看着那枚红点，缓缓，说，“它，在拍——‘最后一页’。”
“它，”他说，“在等，咱们，找到——被撕掉的，那一页。”
“那，”白露说，“那一页，在，哪儿？”
沈砚，没有回答。
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支刻着“追光”的钢笔。
笔帽，缓缓，旋开。
笔尖，是干的。
可笔杆里头——不是空的。
笔杆里，卷着一小卷，薄薄的，白纸。
“纸，”沈砚，缓缓，抽出那卷纸，“——‘最后一页’，就，藏在，笔杆里。”
纸上，只有，一行字：
“戏，比人，真。可，人，比戏——难。”
“难，”白露，轻声，念道，“——难在，哪儿？”
“难在，”沈砚，看着窗外，那枚红点，一字一句，“戏，可以，重拍。”
“人，”他说，“只能，活，一次。”
“这一页，”他说，“是，贺临川先生，写给，叶彤小姐的——‘认错’。”
“也是，”他说，“写给，咱们的——‘提醒’。”
“提醒什么？”白露问。
“提醒，”沈砚，把那卷纸，小心，收好，“咱们，别，为了，一场戏——把，人，也，搭进去。”
“这场戏，”他说，“咱们——要，收。”
“但不能，”他说，“用，人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