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从崔老先生的巷中走出来之后，没有再绕路。他直接沿着长安城渐次亮起灯笼的街面走回了大理寺，推开值房的门时，桌上的灯还燃着，照着他走之前摊开在案面的那几页纸——孙文昭的借阅记录、崇文馆备忘上那行被碳粉显出的残迹、石窟泥胎中取出的油布残片、那卷《贞观玉牒节要》中的朱笔圈痕。他在桌边坐下，没有去碰那些纸页，只是让目光在它们之间缓慢地移动，让它们在视野中自然排列。
他已经查过了孙文昭调阅的那些卷宗、去过了龙门石窟的泥胎现场、翻过了崇文馆被刀刮去的备忘记录、听过了崔老先生口中那段关于太宗密召李治的旧话。这些线索最初在他手中是散落的，各自指向不同的方向。但如今当他将它们重新排列——不是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而是按照事件本身发生的先后顺序——一道此前被他忽略的轮廓正在从那些散落的纸页中浮现出来。
孙文昭接触那些记录的顺序与他查到关于副玺和密对录的内容是同步的。他先接触到贞观十七年册封大典用印流程中的备注，看到了"副玺"二字，然后他开始追查太宗朝与玉玺相关的旧档，沿着那道备注的指向一路回溯，最终翻到了那卷关于太宗与隐太子临终密对的补抄本。当他看到那卷补抄本时，他已经走到了整条线索链的末端——他知道太宗当年以那枚副玺完成了册封大典，也知道隐太子临死前的那句话。那枚副玺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李唐皇室所持的传国重器并非"受命于天"的正统之器，而隐太子那句"传国之器，其真在隋"则进一步将这枚副玺的来路追溯到了隋炀帝时代。如果这两条信息同时被公开，李唐皇统的合法性将面临一道根本无法遮掩的裂痕。
孙文昭在看完了那卷补抄本之后，在他自己的《贞观玉牒节要》边角写下了那句"玉玺所系非止一朝"的注解。他写下那句话的时候大约是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碎片，足以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但他还不知道的是，在他写下那道注解的同一段时间里，已经有人先于他翻过了同一卷补抄本，而且比他更早地将那些碎片拼成了他们想要的模样。
玉玺在含元殿失窃之后，所有追查力量都被引向了那枚被盗的副玺本身，没有人会想到去追查那些正在被暗中回收的旧档。而那些旧档——孙文昭看过的、被刀刮去书名的、被蓝罗莎从旧档夹层中取走的、以及那卷《太宗与隐太子临终密对录》的完整副本——才是天字真正的目标。他们在副玺被盗的同一时间段内回收了所有与副玺正伪问题相关的核心证据，让后来者即使想要重新追查那条线索，也找不到可供查阅的原始材料。孙文昭的死，就是回收行动中的一环。他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而被灭口，而是因为他就是那批"被回收"的旧档中无法被归档的残余部分。泥胎中的那具尸体是那个回收方案的最后一段流程，只是那段流程的沉默持续时间比预期的更长，直到工匠的铲刀敲开了外层新泥，才让那道流程的末段重新暴露在日光下。
狄仁杰将桌面上那些纸页按顺序收拢起来，重新放回木箱中，没有将它们分类归入哪一卷，只是单独搁在一起。他站在桌边，望着木箱中那几样从不同来源收集来的物证和记录在灯下各自投射出的薄影，将这道推论的最后一节也在心中安放妥当了。玉玺失踪案从表面上看是一桩宫禁盗案，但实际上它是那场证据回收行动的掩护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