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被送去了技术科，郑耀先让手下的人做了两件事：提取笔杆上可能残留的指纹，查清这支德国钢笔在重庆的销售渠道。指纹的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笔杆上有三枚指纹，两枚是孙明远的，另一枚很小，可能是那个戴帽子的女人留下的。但这枚指纹没有在军统的档案库里匹配到任何人，说明这个女人没有在军统登记过任何身份。
销售渠道的反馈晚了一天。技术科的人跑遍了重庆几家卖进口文具的商店，最后在渝中区一家叫“德昌洋行”的店里找到了同样的笔。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翻了半天账本，终于找到了记录：“这支笔是三个月前卖出去的，买主是个中年男人，穿军装，没留名字，付的现金。”
“穿军装？什么军装？”郑耀先问。
“像是军统的制服，但我不太确定。他当时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太清脸。”店主回忆了一下，“不过我记得他付钱的时候，手腕上戴了一块表，很亮，像是金的。”
金表。郑耀先把这个细节记了下来。在军统内部，戴金表的人不多，一般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有这个财力。也就是说，购买这支笔的人很可能就是“白狐”本人，而且他在军统的级别不会太低。
回到办公室，郑耀先把孙明远和刘志刚的档案摊在桌上，又翻了一遍。两个人的背景都很干净，晋升路径正常，没有明显异常。但他注意到一个之前没太在意的细节——刘志刚的照片上，左手手腕上隐约能看到一块表，样式有些旧，但表盘在灯光下微微反光，像是金属材质。
“孝安，放大刘志刚的照片，看他手腕上戴的什么表。”
宋孝安把照片拿到放大镜下看了半天：“像是镀金的，款式比较老，可能是民国初年的东西。不算名贵，但也不是普通士兵戴得起的。”
郑耀先没有急着下结论。一块镀金表不足以说明问题，军统中层以上的干部有点积蓄买块好表并不稀奇。但这个细节跟洋行店主的描述有一定的重合度——中年男人、穿军装、戴金表。虽然不能直接指向刘志刚，但至少说明这笔的买主是一个有经济实力、在军统有一定地位的人。
“六哥，要不要直接去查刘志刚的消费记录？”宋孝安问。
“查不了。行动处副处长的消费记录不在我们可查的范围内，需要戴局长的授权。”郑耀先站起来，“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查——刘志刚最近三个月有没有请假外出过。如果他亲自去买了那支笔，那段时间他一定不在军统大楼。”
宋孝安去查了，当天下午就回来了：“刘志刚三个月前确实请过假，说是去看病，请了半天。但军统医务室的记录显示，那天他并没有去就诊。”
半天假期，没有去诊所，也没有在医院留下任何记录。这个时间点，正好跟洋行卖出那支笔的时间段吻合。
郑耀先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又等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没有再对孙明远进行任何盯梢，也没有派人去接触刘志刚。他只是在等——等“白狐”再次行动，等孙明远再次露出破绽，等更多的线索自己浮出水面。
第四天下午，宫庶带回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行动处那边有人私下打听二科最近在查什么案子，问得很隐晦，但意思很明显——有人在关注郑耀先的动向。
“谁在打听？”郑耀先问。
“行动处的一个文员，姓周，说是帮别人问的。但问了好几个人，从我们二科的普通特工到食堂的师傅都在问。”宫庶压低声音，“我觉得不是那个文员自己想知道，是有人在背后让他问的。”
“文员的上司是谁？”
“行动处副处长，刘志刚。”
郑耀先没有说话，但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刘志刚在通过手下的人打听二科的动向，说明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压力。“白狐”虽然暂停了跟孙明远的联络，但他并没有完全蛰伏，而是在观察郑耀先有没有继续追查。
“让那个文员以为我们还在查孙明远。”郑耀先对宫庶说，“放个消息出去，就说二科最近在追查一起走私案，跟电讯处的人无关。让他觉得我们已经转移了方向。”
“明白。”
消息放出去后，行动处的问询果然停止了。郑耀先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白狐”不会因为一个假消息就彻底放心，他还会继续观察。但至少在这个间隙里，郑耀先可以腾出手来做另一件事——查那枚刻着“F”的铜钱的来历。
铜钱本身不值钱，但刻字的手艺很精细，不是普通人能做出来的。郑耀先让赵简之拿铜钱去重庆几家有名的金银匠铺子问了一圈，第三天有了回音。一家老字号的银楼掌柜认出了那个刻字的手法：“这个‘F’字，是我一个徒弟刻的。但他去年就离开重庆了，说是去了武汉。走之前他接了一批私活，刻了好几个带字母的铜钱，说是有人订做的，具体什么用途他没问。”
“订做的人长什么样？”
“我徒弟说他也没见过，是一个中间人来取货的。中间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军装，说话带官腔，像是有身份的人。”
穿军装、有身份的人、中间人取货——这些描述虽然模糊，但已经足以把“白狐”的活动范围锁定在军统内部有一定职权的人员之中。
郑耀先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样东西：钢笔的照片、铜钱的拓印、刘志刚的档案。三样东西表面上没有直接联系，但通过时间线、行为方式和人员交集，它们正在慢慢指向同一个方向。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刘志刚”，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这个问号不会变成句号。但他已经离“白狐”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