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梢孙明远的第三天，宋孝安带回了一堆看似琐碎的观察记录。
“早上七点二十出门，七点四十到军统大楼，午休在食堂吃二两米饭一份青菜，下午五点四十下班，沿临江路走一段路回家。”宋孝安翻开笔记本，逐条念着，“下班从不坐车，也不跟同事同行。生活规律得不像真人。”
“有没有异常的地方？”
“有一处。”宋孝安指着一个时间点，“每晚八点到九点，他会出门散步，走的路线很固定——从住处出来，沿小巷走到城南公园，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大约半小时，然后原路返回。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郑耀先走到地图前，找到城南公园的位置。公园不大，位于电讯处和孙明远住处之间的一片居民区里，四周都是矮房和巷子，地形复杂，适合藏人，也适合接头。“他每天去公园坐着，是真散步，还是在等什么人？”
“盯了两晚，没有人靠近他。他就是坐着，抽根烟，看着湖，然后回去。”
“那就不正常。”郑耀先转身，“一个作息规律的人在固定时间去同一个地方坐着，不像是放松，像在等某种暗号。这种暗号可能不是每天都有，但形成习惯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自然出现而不引人注目。”
“那我们要不要继续盯？”
“盯，但换个方式。”郑耀先点了根烟，“你找两个生面孔，坐在公园的其他位置，假装是下棋的、看报的，不要直接看他，隔开一些距离。如果他真的在等暗号，迟早会有人接近他。”
当天晚上，宫庶找人安排了。
城南公园不大，一圈青石小路绕着湖，湖边有几排木椅，旁边种着垂柳。晚风很轻，吹得柳条在水面上轻轻拂动。孙明远果然准时出现，穿着灰色长衫，手里夹着一根烟，走到湖边第三排长椅坐下，点了烟，慢慢抽着，看着湖面出神。
宫庶扮作一个看报的中年人，坐在隔着两排石凳的位置，报纸举得高高的，遮住了大半张脸。另一个特工扮作下棋老头，在远处的石桌旁摆开棋谱，慢悠悠地落子。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人靠近孙明远。他抽完那根烟，站起来，拍了拍衣服，原路返回。宫庶收起报纸，也跟着撤了。
第三天，依然如此。第四天，同样。
“六哥，他是不是发现我们在盯他了？”宫庶有些泄气。
“如果他发现了，就不会再去了。他既然天天去，说明他觉得安全。”郑耀先坐在办公室里，手里转着那枚铜钱，“耐心点，等他主动。”
第五天晚上，终于有了变化。
盯梢的人传来消息：有人在孙明远离开后，坐上了他刚刚离开的那张长椅。一个戴帽子的女人，穿着一件暗灰色的棉布旗袍，坐了大约五分钟，在长椅的缝隙里塞了什么东西，然后起身走了。
“看清她的脸了吗？”
“没有。她戴着一顶宽檐帽，帽檐压得很低，还围了一条围巾，把下半张脸也遮住了。但从背影看，身材偏瘦，不高不矮，走路不快不慢，像是经常走夜路的人。”
“她塞了什么？”
“一张纸条。我们的人后来去取了，是一张空白的纸，什么字都没有。”
空白纸条。郑耀先放下茶杯，脑子里飞速转动。空白纸条不是没有信息，而是一种默认的暗号——你给的信号我收到了，一切照旧。而这张纸条原本应该在孙明远坐在长椅上时被他取走，但他没有取，说明他今天走的时候没有停，只是路过坐了一下就走了。
“今天晚上，我们的人在孙明远离开后多久去取纸条的？”
“大约二十分钟后。”
“二十分钟，足够那个戴帽子的女人回来取走纸条再走一次。”郑耀先站起来，“明天换一种盯法。在长椅旁边的树丛里藏一个人，带相机，拍到那个女人的正脸。”
第六天晚上，孙明远照常来城南公园坐着。宫庶藏在湖边的一丛冬青后面，手里握着一台小型相机，镜头对准长椅的方向。孙明远坐了约半小时，起身离开。大约十分钟后，戴帽子的女人出现了，坐上了同一张长椅，手往缝隙里摸了一下——纸条还在，她快速抽出，塞进口袋，起身就走。
宫庶按下了快门。
照片当晚就冲洗了出来。虽然光线不足，角度也有些偏，但那女人的侧脸还是清晰地出现在照片上——三十岁左右，眉眼细长，皮肤白净，下巴线条很柔和。
郑耀先拿着照片看了很久，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但一时想不起来。他把照片递给宋孝安：“查一下这个人，跟军统内部人员的家属名单比对一下，看是不是某个人的亲戚或者配偶。”
“如果查不到呢？”
“那就说明她是外部人员，是‘白狐’派来跟孙明远单线联系的中间人。这样的话，‘白狐’的级别比我们想的还要高，能调动外部人员来传递情报。”
宋孝安拿着照片走了。办公室里安静下来，郑耀先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把这六天来的所有线索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孙明远的作息、城南公园的长椅、戴帽子的女人、那张空白纸条——每一个环节都像是精心设计好的流程，滴水不漏，没有失误。
但再滴水不漏的流程，只要被人发现，就会成为破绽。他已经发现了，接下来就是顺着这条线往下挖，直到挖出那个藏在幕后的“白狐”。
窗外的夜色很浓，重庆的雾又升起来了。郑耀先站在窗前，看着雾中的灯光，想起山本一郎信里的那句话——“你以为的朋友，可能是你最后的敌人。”他现在越来越清楚这句话的深意了。在军统，每一个人都可能戴着面具。而他需要做的，就是一个个撕开那些面具，看看面具后面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