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959年）二月十三，开封，中书省。
范质的书案上，堆着最近几天从各地送来的禀报。数量比平时多了一倍不止。那些禀报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官员，用的措辞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来探风向的。有的来自河北相邻州县的地方官，询问"契丹游骑越境"的消息是否属实，是否需要加强本地防务——那些人真正关心的不是契丹人，而是朝廷会不会因此调动河北的兵力，以及那些兵力会掌握在谁的手中。有的来自淮南各州，以询问春耕减税政策是否会延续为名，打听太子殿下的减税敕令是否还有后续配套措施——那是在试探东配殿的施政方向。有的来自江南和荆湖地区的藩镇，直接以"问安"的口吻问候太子身体起居，末尾附一句"若殿下有何差遣，臣必竭力以报"。
范质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将这些禀报分类整理，然后在午后的例行简报中呈送至东配殿。柴宗训翻完了那叠禀报。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看得很快——不是草率，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禀报的真正价值不在那些精心打磨的措辞中，而在它们同时出现的这个时间点上。他合上最后一页，没有批注任何回复指令，只是将整叠禀报放在书案右上角的"存阅"区。他的逻辑很清晰：现在不是回信的时候。各地在观望，是因为他们想确认风向的改变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他现在逐一回复这些试探性信件，反而会让观望者觉得东配殿急于拉拢人心——那是一种示弱。他选择继续保持沉默，让那些观望者在沉默中自己得出结论。
他只做了一个微小的动作——让张公公传话给范质，可以适当透露银枪效节军扩编的消息。那条消息不需要刻意传播。只要范质在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中"顺带"提一句"银枪效节军已经扩编到两千人了"，这句话就会在几天内传遍整个开封城，然后在半个月内传遍大江南北。而那些观望者听到这条消息后，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太子手中已经掌握了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精锐兵力。
二月十八，夜。河北，契丹边境附近。
赵光义已经在那座废弃烽燧台附近待了两天两夜。他裹着那件半旧的羊皮袄，靠着土墙，在半睡半醒中度过了两个漫长的寒夜。清晨，他的羊皮袄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胡须上挂着细小的冰珠。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站起身，望向北方那片苍茫的草原——信使还没有回来，没有消息从契丹境内传出。他不知道那封蜡丸信是否已经送到了耶律统军的手中，不知道耶律统军是否相信了信中的内容。他只知道，除了等待，他什么也做不了。
而在他身后几十里外，两个皇城司的暗桩正交替监视着他。他们已经这样跟了他整整四天，从洛阳一路跟到河北边境，没有被他发现过一次。
开封城中，东配殿。张公公将一封从河北边境加急送回的密报放在柴宗训的书案上。密报很简短——赵光义仍然在边境附近徘徊，没有南下，没有北上，没有进入任何城镇，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他在等那封蜡丸信的结果。
柴宗训读完密报后，没有开口。他将密报折好，放入"待阅"文卷中。赵光义在边境等，他在开封等。他们都在等同一件事的结果——那封蜡丸信到底能不能把契丹人引出来。但两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赵光义在等一个翻盘的机会，而他在等一个收网的信号。
二月初十九，午后。开封，城西赵府。
赵匡胤的书房中，灯已经熄灭了很久。白日里他不燃灯，只是坐在窗前，望着庭院中那几株正在抽芽的老槐树沉默。他已经称病将近二十天了，在这二十天中，他没有踏出过赵府的大门一次。外面的消息零零星星地流入他的耳中——石守信被调往邢州、王审琦告老还乡、潘美被召回京城、银枪效节军北上河北、契丹游骑越境的消息——每一道消息都像是一块落下的石头，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涟漪。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是不想回应，而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回应。他在这座府邸中生活了大半辈子，曾经以为自己掌握了这座帝国最核心的权力。但现在他才发现，当那些东西一样一样被人从他手中拿走之后，他剩下的只是一座空宅和一个空头衔。
远处传来一阵敲门声。不是前门——是后门。短暂的间隔后，管家匆匆走进书房，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赵匡胤听完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管家的消息很短——邢州以北发现了契丹前锋骑兵的踪迹，朝廷已经在调兵北上。赵匡胤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握紧了一下，又缓缓松开。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消息。但他分辨不出这对他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因为如果契丹人真的南下了，东配殿就有了全面接管河北兵权的理由——而到那时，他在棋盘上剩下的那几枚棋子，可能就再也用不上了。
二月初二十，河北边境的气温骤降了大约十度。一股从北方草原南下的冷空气，以一天一夜的速度席卷了整个河北平原。正在边境附近徘徊的赵光义在一处破庙中躲了一夜，冻得几乎无法入睡。他生了一堆火，但不敢让火势太大——怕被巡逻队发现。他坐在火堆旁，望着跳动的火焰，脑海中反复浮现着一个念头：如果耶律统军因为这场倒春寒而推迟了南下的计划，那他还要在这片荒原上等多久？他的干粮只够再撑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契丹人还不来，他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退回洛阳，要么继续向北，进入契丹境内。而无论哪条路，都意味着他已经彻底输了。
同日傍晚，范质在结束了一天的公务后，坐在中书省值房中独自喝了一盏茶。他的面前摊着一份他刚刚拟好的河北军需调拨草案——那是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契丹入侵而准备的。草案中的粮草和军械调拨数量，比他正常估算的需求多了将近三成。不是因为他认为契丹人会来很多人，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多出来的军需物资，最终会被曹彬的银枪效节军使用，而银枪效节军打得越好，东配殿的地位就越稳固。他端起茶盏，看着窗外的暮色，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他在中书省批过的每一道与东配殿有关的文书，几乎都是在为同一件事服务——确保东配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牌可打。而他自己，已经从"皇帝的宰相"变成了"太子的宰相"。这个变化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他直到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开封通往河北的各条官道上，一批批军需物资正在以看似零散实则有序的方式向北运送。有的车队装载的是箭矢——装在标准尺寸的木箱中，每箱一千支，箱盖上用墨笔标注了数量。有的车队装载的是粮食——装在麻袋中，每袋大约一石。有的车队装载的是草料——压得结结实实的草捆，整齐地码放在平板马车上。这些车队出发的时间各不相同，出发的地点也各不相同——有的从京畿太仓出发，有的从汴水沿岸的转运站出发，有的从枢密院的直属仓库出发。但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同一个方向——河北。这些车队的调动指令上，全部盖着同一个印信——太子监国的批注印。魏仁浦在签发这些调令时，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向河北运送这么多的军需物资。他不需要解释，因为太子的批注就是最好的解释。
二月初二十一，银枪效节军的斥候在邢州以北的边境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一名汉人男子，身着契丹平民的服装，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尸体被发现的位置大约在边境线以南五里处，死因是刀伤——被人从背后一刀刺穿了心脏，手法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伤口。斥候在检查尸体时注意到死者的手掌——那是一双常年从事体力劳动的手，指节粗大，掌心上布满了厚茧，不是军人的手，也不是农夫的手，更像是一个经常握缰绳和马刀的手。斥候将发现报告给了曹彬。曹彬听完报告后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一个字："埋了。"他不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判断死者的身份——那具尸体，就是赵光义在边境线上雇佣的那名走私信使。他被人灭口了。而灭口的人，大概率是赵光义。他做完那件事之后，不想留下任何活口来指证自己与契丹人有过联络。那个信使在送出蜡丸信后，他的生命就不再被赵光义所需要了。
边境线上的那具尸体被掩埋之后，曹彬下令将发现尸体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他在那个位置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叉，然后在地图的边缘写了一行备注："二月二十一，无名男尸一具，疑为赵光义信使，被灭口。"他写那行字时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就像在记录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但他的副将注意到，曹彬在写下"被灭口"三个字时，笔尖在纸面上停顿了一下——那不是犹豫，而是在确认一个已经形成的判断。副将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但他知道那个判断意味着什么：赵光义已经开始清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了。那说明他要么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要么已经开始慌了。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决战不远了。
范质将那具信使尸体的报告放入案头的文卷中时，心中默默地想了一件事——赵光义在边境上走的路，已经是一条他自己亲手铺好的不归路了。那封信使的血，就是那条路上的最后一块铺路石。
（第六章完）